張掛在聖喬治教堂門口的一個預言，或者應說是一篇佈道演說，是他的計劃的第一次公開表露；而在阿芬丁山上夜間召集的
100名市民的集會，則是他要實行他的計劃的第一步。在宣讀過保密和互助的宣誓之後，他向這些同謀者講明了他們的事業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說明彼此不團結又毫無謀略的貴族們只是在害怕他們的假想的力量方面顯得十分突出；而所有的力量和權力全都掌握在人民手中；同時使徒院的收入也許可以用來解救大眾的苦難；還有教皇本人也會對他們擊敗政府和自由的共同敵人表示贊同。在組織好能保衛他的第一次宣言的忠誠的隊伍之後，他通過號角向全城宣佈，第二天晚上，所有的人都務必不帶武器到聖安吉羅教堂前面集合，以做好恢復美好時光的準備。整個夜晚都沉浸在對聖靈的
30次彌撒的慶祝之中；第二天早晨，裡恩齊光着頭但卻全身甲冑在那
100名同謀者的簇擁下走出了教堂。教皇的代表，奧爾維耶托的一個普通主教已被說服在這個特殊的儀式上作陪，現在走在他的右邊，三面大旗被高高舉起，以作為他們起事的象徵。第一面是自由之旗幟，旗上羅馬坐在兩頭雄獅上，一手拿着棕櫚枝，另一隻手拿着地球；在正義之旗上畫的是手執寶劍的聖保羅的形象；而在第三面旗幟上，則是聖彼得手拿着和平與和諧的鑰匙。裡恩齊從眼前這不計其數的人群的存在和歡呼聲中得到鼓舞，他們對情況並不甚瞭解，但卻抱著萬種希望；這支浩浩蕩蕩的隊伍開始緩緩地由安吉羅教堂向朱庇特神廟進發。他的勝利的喜悅被他極力壓制住的某種陰暗情緒所攪擾：他沒有遇到任何阻力，現在看來已頗有信心地爬上了共和國的最高層的要塞；他站在陽台上對人民發表談話，並得到他們對他的行動和法令的最熱心的讚賞。而那些好像失去雙臂、毫無主意的貴族們卻只是驚愕地默默注視着這場奇怪的革命；舉事的時機選定在最強悍的斯蒂芬科隆納不在城中的時候，真是太對了，他剛一聽到一點風聲便回到了他的王宮，裝作拿這場平民的暴亂根本不當回事，並對裡恩齊的信使說，等他有空的時候將把這個瘋子從朱庇特神廟的窗戶裡扔出去。
霎時，被敲響的大鐘發出了警報，暴動的浪潮是如此迅猛，危險是如此迫在眉睫，科隆納不得不倉卒逃往聖勞倫斯的郊外：從那裡，在稍事休息之後，他便繼續匆匆前進，直至他安全到達他的帕萊斯特裡那城堡，悔恨自己的大意，沒有在這場大火變成不可收拾之前將它撲滅。從朱庇特神廟向所有的貴族們發出了一紙必須執行的通令，令他們安靜地全退到他們的田產所在地去：他們照辦了，他們的離去保證了自由、順從的羅馬市民的安寧。
但是，這種自願的歸順很快便隨着一時衝動的狂熱情緒一起消散了；裡恩齊感到大有必要通過一個正當形式和一個合法的頭銜，使他的篡位活動名正言順。按照他自己的意思，羅馬人民會在他的頭上毫不吝惜地加上元老或執政官的國王或皇帝等帽子，以顯示他們的忠心和讚賞：而他倒願意接受那古老的、更謙恭的護民官的稱號；這一神聖職務的核心是對平民進行保護，可他們卻不知道，這一點從來也未曾絲毫體現在共和國的立法和執法機構之中。
根據這種情況，在羅馬人民的同意下，這位護民官推行了各種最有助于恢復與維持那美好時光的法令。
通過第一項法令他滿足了老實和經驗不足的人的願望，規定對民事訴訟案的審理不得超過
15天。
經常出現偽證的危險使他有理由宣佈，誣告者將受到，按他的假證詞量刑所應該受到的懲罰：當時的混亂局勢可能使得立法者不得不對殺人者處以死刑，並以對等的懲罰對待所有的傷害罪。但是，在他先解除貴族的暴政之前，要想一切按公道辦事是根本無望的。
明文規定，除了最高行政官員以外，任何人不得擁有或控制國家的城門、橋樑和塔樓；任何私人部隊都不得進入羅馬領土內的城鎮或城堡；不論在城裡還是郊外。任何人都不得攜帶武器，或擅自在自己的房屋外面加築工事；貴族們有義務保障道路的暢通和運送的生活品自由通過；以及如有人窩藏不法分子或搶劫犯將科以
1000馬克白銀的罰金。但是，如果那些目無法紀的貴族不曾懾服於民政力量的利劍，這些規定便成了無用的空文。突然從朱庇特神殿發出的一聲警鐘仍能夠將兩萬多自願者召喚到他的旗幟之下來：然而要真正保護住這位護民官和他的法令，則需要一支更正規、更持久的軍隊。在每個港口的岸邊都停有一艘保證商業活動得以進行的船隻：一支常設的擁有
360匹戰馬和
1300步兵的民兵隊伍已在該城的
13個區裡徵集起來，並發給了軍裝和軍餉；從發給每個為國捐軀的戰士家屬的
100弗羅林或
100鎊的豐厚的撫卹金來看，可以說體現了一個共和國的精神。
為了支付共和國的防務開支，為了建立糧食倉庫，為了救濟那些孤兒寡母和貧窮的修女，裡恩齊毫不畏懼有冒犯神靈之嫌，動用了聖徒院的收入：各家煙火費、食鹽稅和關卡稅這三大稅收，每項每年收入都在
10萬弗羅林左右；如果在四五個月的時間中通過他的合理安排食鹽稅可以增加三倍，便可證明原來的不法行為是何等驚人。
在這樣恢復了共和國的國力和財力以後，這位護民官又召回了那些處于孤立的獨立狀態中的貴族，要求他們親自前來朱庇特神廟，發誓對新政府效忠，並服從于那美好時光的法律。親王和貴族們出於對自身安全的考慮，而且更出於可能有被拒絶的危險的考慮，都穿著簡樸的、普通市民的便裝返回了他們在羅馬的住所：科隆納和烏爾西尼、薩韋利和弗蘭吉帕尼家族的人都在一個平民、一個他們過去百般嘲笑的小丑的審判席前，受到了應有的懲罰，而他們力圖忍住實際卻忍不住的憤怒情緒，則使他們更顯得丟人現眼。不同社會等級的人，教士團和紳士們、法官和公證人、商人和技工，相繼宣讀了相同的誓詞，地位一步步下降，宣誓的誠意和熱情明顯地遮步上升。他們發誓與共和國和教會共存亡，而它們的利益，通過教皇的代理人奧爾維耶托主教和法庭職位的名義上的協作，而被巧妙地連接在一起了。
裡恩齊說他從叛亂的貴族政治手中解救了聖彼得的寶座和財產，全是吹牛；高興看到那政體跨台的克力門六世假裝着相信他的說法，為他的功勞喝彩，並批准了他這位可靠的僕人自封的頭銜。這位護民官所說的，或許還有所想的，都受到一種對純真的信念強烈關懷的鼓舞：他暗示他從聖靈那裡接受了某種超自然的使命；用沉重的罰金強制徵收每年一次的懺悔和聖餐鋭；並嚴格保衛着他的忠實的人民的精神的和世俗的福利。
羅馬共和國的繁榮自古以來，也許從沒有一個人的頭腦所表現的能量和效果能像護民官裡恩齊在對羅馬所進行的雖然短暫卻很急驟的改革中的表現令人感受更深了。
一群強盜被改造成守紀律的軍人或僧侶：耐心傾聽訴狀，迅速為民伸冤，堅決懲治罪惡，使他的法庭成了窮人和外鄉人常來常往之處；在這裡，出身、地位以及教會的豁免權都不能使罪犯及其同謀者逍遙法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