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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人和他的門徒全被按律加上波菲利派的惡名；他的着作被明令焚燬，並通令凡私藏其書者，一經發現定處以極刑。至此，皇帝也完全被宗派紛爭的精神所感染，他的敕令所表示的惱怒和譏諷的口氣目的是要在他的居民的心中激起和他相同的對基督教的敵人的仇恨。
然而，彷彿這位皇帝的行為完全為一時衝動所決定，而並無任何指導原則，尼斯會議過後不到
3年他就又開始對那被禁止的，一直受到他所喜愛的一個妹妹的暗中保護的教派表現出了同情，甚至縱容。
放逐令被撤消了，慢慢已使得君士坦丁對他回心轉意的優西比烏斯也官複原職，仍舊又登上了他被屈辱地趕下台的教皇的寶座。阿里烏斯本人在整個教庭中完全受到一個無罪的遭受迫害的人應受到的尊敬。他的宗教信唸得到了耶路撒冷宗教會議的承認；這位皇帝也似乎迫不及待地要輓回自己的不公正的過失，竟發佈了一道嚴格的命令，要把他隆重迎回君士坦丁堡的正統基督教會。然而就在這個已確定的阿里烏斯勝利歸來的日子裡，他卻與世長辭了；他的暴卒這一離奇、可怕的情況可能使人們不免想到，也許正統派的聖徒們在使他們的教會擺脫它的最強大敵人的控制方面所做的貢獻完全超出了他們的禱告所提出的要求了。
正統基督教的三位主要領導人，亞歷山大里亞的阿塔納西烏斯、安條克的尤斯塔修斯以及君士坦丁堡的保羅，都因各種不同的指控經幾次會議的判決而被免職；後來又被那位臨終前不久才在尼科米底亞的阿里烏斯派主教的主持下受洗禮的第一位基督教皇帝放逐到邊遠的省份去。
君士坦丁的基督教政府是無法逃避輕率或軟弱的罪名的。
但是，這位並不熟悉宗教戰爭方略的輕信的君主可能是受到了異端邪說派的謙恭的花言巧語的懺悔的欺騙，而他對他的心情從來都沒有真正理解；而且在他儘力保護阿里烏斯，迫害阿塔納西烏斯的時候，他仍然認為尼斯會議是基督教信仰的最後堡壘，也是他自己的統治的特殊光榮。
君士坦丁的兒子們一定從小就加入了新入教者的行列，但他們都效法他們的父親的做法，推遲了行洗禮的時間。他們也和他一樣，公然要對他們自己並未正式參與其事的神秘活動作出自己的評判：而有關三位一體的爭端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承襲了東部各省，並已擁有整個帝國的君士坦提烏斯的情緒。阿里烏斯派的地方教會監督人或主教為了他的利益隱瞞住已故皇帝的遺囑，因而更為他創造了良好的機會，使他得以成了那位對國事的意見全聽一些他所寵信的家奴擺佈的王子的心腹。太監和奴隷們在王宮裡散佈精神毒品，而這種危險的傳染病又通過一些侍從傳給衛兵，並由王后傳給她的無心眼兒的丈夫。而君士坦提烏斯經常對優西比烏斯教派表現出的偏愛又在這一派領導人的巧妙安排下無形中得到了加強；而他對暴君馬格嫩提烏斯取得的勝利使他更傾向于使用武力推進阿里烏斯派的事業。
當兩軍在默瑟平原進行交戰的時候，敵對兩方的命運全取決於戰場上的機遇，君士坦丁的兒子則在城裡一個殉教者的教堂裡度過了一段十分焦慮不安的時刻。他的精神上的安撫者，本教區的阿里烏斯派主教瓦倫斯採取十分謹慎的巧妙措施，以便及時獲得，或者能保證得到他的歡心，或者保證使他逃脫。秘密連成一綫、行動敏捷而又可靠的信使不斷向他報告戰場上的變化；而當朝臣們全都圍着他們的恐懼萬狀的主子渾身發抖時，瓦倫斯卻肯定地告訴他高盧軍團已經讓步了；並且，仍相當理智地暗示說，關於這一值得大加慶賀的事態變化的消息是某位天使透露給他的。
這位感恩的皇帝於是把他的勝利歸功于默瑟的主教的德行和參與，認為他對神的忠誠本應贏得公眾和上天的奇蹟般的嘉許。而把君士坦提烏斯的勝利視為自己的勝利的阿里烏斯派則對他的光榮的興趣更勝於對他父親的光榮耶路撒冷的主教西里爾立即編出了在天空出現十字架的細節，說它四周有一圈鮮艷奪目的彩虹圍繞，而且，說在聖靈降臨節那天的大約
3小時裡，十字架的形象出現在橄欖山的上空，使得虔誠的朝聖者和那個聖城的人民都大開眼界。天空的一顆流星被越傳越大；阿里烏斯派的歷史學家們甚至試圖斷言，在潘諾尼亞平原上交戰的雙方都清楚的看到了；並說那位有意把自己裝扮成偶像崇拜者的暴君，在這個正統基督教的吉祥的象徵出現之前，早已狼狽逃走了。
一個公正的、曾以不偏不倚的態度看待內戰或宗教紛爭進展情況的陌生人常使我們不能不加注意：而曾在君士坦提烏斯的軍隊中服役並研究過他的為人的阿米阿努斯作品中的一小段文字也許比若干頁神學上的漫罵文章更有價值得多。
「基督教本身，」這位謙恭的歷史學家說，“是十分簡單的，但他卻把它和愚蠢的迷信混為一談了。
他非但不利用自己的權威使各方和解，卻反而通過口頭上的爭辯使得被他無聊的好奇心所挑起的分歧日益擴大和四處傳播。大道上整天奔馳着來自四面八方前往參加他們所謂的宗教會議的主教們的馬隊；而在他們儘力使得整個教派統一於他們的特殊觀點的時候，公共驛站的全部設施几乎已被他們如此匆促、頻繁的奔忙毀滅殆盡了。
”如果我們對君士坦提烏斯統治時期的宗教活動的情況有更深入的瞭解，那我們將能對這一段奇特的文字作出充分的評論；它說明阿塔納西烏斯擔心那些教士在帝國各地奔走以尋求真正的宗教信仰的無休止的活動將引起不信教的廣大人民的輕蔑和恥笑，是完全有道理的。
在皇帝被從內戰的恐懼中解脫出來以後，他立即把他在阿爾、米蘭、西米烏姆和君士坦丁堡的冬營地的閒暇時間全部用於進行開心的或艱苦的辯論：為了迫使這位神學家在理論上就範，那位行政官員，或甚至那暴君，全都劍拔弩張了；而由於他反對尼斯會議決定的正宗的信條，而今一般都認為他的無能和無知的程度和他專橫的程度是不相上下的。
左右着皇帝的虛榮、軟弱的頭腦的太監、婦女和那些主教們使得他對本體同一論具有無比的反感；但是他的怯懦的良心又對埃提烏斯的褻瀆神靈的做法感到驚愕。那位無神論者的罪行由於受到不幸的伽盧斯的令人可疑的關懷而更為加重了；以至甚至在安條克遭到屠殺的幾位帝國大臣的死也被說成是和這位詭辯家的建議有關。君士坦提烏斯的既不能以理喻之又不能因有所信仰而堅定起來的思想，由於他對左右兩極端的恐懼被迫盲目地向一個黑暗、空洞的深淵的任何一側靠近；他一時接受，一時又譴責阿里烏斯和半阿里烏斯派的觀點，一會兒放逐，一會兒又召回它們的領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