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的暴君都可能因而相信，在他們的長期統治中他們可能雙手沾滿的無辜者的鮮血全都會立即在那帶來新生的聖水中沖刷得一乾二淨了；這種對宗教教義的濫加解釋，危險地威脅着高尚品德的基礎。
基督教合法地位的確立教會對這位把基督教置於羅馬世界皇帝寶座上的慷慨的倡導者的感謝之情使他們高度讚揚他的美德，卻原諒了他的種種缺點；而那些不忘慶祝這位皇帝聖徒的節日的希臘人，在提到君士坦丁的名字時，很少不特別冠以行同使徒的稱號。這樣一種比喻，如果指的是那些神聖使徒的品德，那當然便只能說是一種誇張的世俗奉承。但是，如果這種對比只限于指基督福音取得勝利的程度和次數，那君士坦丁的功勞或許並不次於那些上帝的使徒們本身。通過他的寬容基督教的敕令，他排除掉了阻礙基督教前進的種種不利的世俗因素；基督教的眾多活躍的教士都得到許諾和慷慨的鼓勵，讓他們自由地用任何能打動人的理智和宗教熱忱的說法去宣揚神的啟示的真諦。兩種宗教勢力真正處于均勢狀態的時間是很短的，野心和貪婪的鋭利眼光很快就一眼看透，加入基督教可能不論是對眼前的利益，還是對將來的生活都有好處。對財富和榮譽的希求、一位皇帝作出的榜樣、他的勸誘、他那不可抗拒的笑臉，在通常總是充斥皇宮的唯利是圖、奴顏卑膝的人群中，為基督教贏得了不少信徒。通過自願拆除原來的神廟以顯示其日增的宗教熱情的城市都被授予某些特權，並能獲得人民群眾的捐贈；東部的新都城君士坦丁堡則更以其從未遭受過偶像崇拜的玷污的獨特優越條件而受到眾人景仰。由於社會下層民眾總以模仿為其行為準則，因而那些在出身、權勢，或財富方面處于優越地位的人士一旦改變信仰，那些附屬於他們的群眾便立即會紛紛效法。
據說在一年中，除相應數目的婦女和兒童外，就有
12000男人在羅馬接受了洗禮，又說，皇帝許諾贈給每個改變信仰的人一件白袍，外帶
20個金幣，如果這些說法果屬真實，那要買得普通人民的得救也未免太容易了。
君士坦丁的強大影響是並不僅限於他短促的一生，或他所統治的疆域之內的。
他讓自己的兒子和侄兒們所受的教育，確保帝國有了一批信仰頗為堅定，更為真誠的王子，因為他們在很小的時候便已被灌輸了基督教精神或至少是有關基督教的學說。戰爭和商業活動已把關於福音教的知識傳到羅馬帝國以外的地區去，而原來對一種卑賤的、奉令信仰的教派深為厭惡的野蠻人很快便學會對那新近得到那世上最偉大的君王和最先進的民族信仰的宗教表示無限崇敬。
那些已聚集在羅馬的旗幟下的哥特人和日耳曼人對高舉在軍團前面的閃光的十字架表示崇敬，而他們的兇猛的同胞又同時獲得了宗教信仰和人性方面的教育。伊比利亞和亞美尼亞的國王仍舊崇拜他的保護神；而他的始終保存着基督教徒名稱的臣民很快就在他們的羅馬教友之間建立起一種神聖的、永久性的聯繫。波斯的基督教徒，在戰爭期間有人懷疑他們是寧可不要國家，也不放棄他們的宗教的；但只要在這兩大帝國之間一出現和平，麻葛祭司的迫害精神便在君士坦丁的干預下受到了有效的制約。福音教的光芒照亮了印度的海岸，原來深入到阿拉比亞和埃塞俄比亞的猶太人殖民地都反對基督教的擴張；但傳教士的努力由於人們對摩西的啟示早已有所瞭解而在某種程度上更易於收效了；阿比西尼亞人對在君士坦丁時代終身致力於使那些封閉地區的人民改變宗教信仰的弗魯孟提烏斯仍十分尊敬。在他的兒子君士坦提烏斯的統治時期，本人出身印度的西奧菲盧斯曾被同時授與大使和主教職務。
他帶著皇帝送給塞伯伊人或荷馬後裔的王子的
200匹純種卡帕多西亞馬匹踏上了在紅海航行的船隻。西奧菲盧斯還帶去了許多其他有用的新奇的可能引起野蠻人欽羡和贏得他們的友情的禮物；他終於花費了好幾年的時光，在這片灼熱的土地上成功地在各處進行了教事訪問。
羅馬皇帝們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這些重大而危險的改變民族宗教信仰的問題上也完全表現出來。
軍事力量的威懾壓下了異教徒們得不到支持的微弱的抱怨聲，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基督教教士以及一般人民的欣然歸順完全是出於良心的驅使和感激之情。羅馬帝國的憲法中早已確定下這樣一條基本原則，就是任何社會階層的公民在法律面前都是相同的臣民，對宗教的關心既是行政官員的權力也是他的義務。
君士坦丁和他的繼承者們都不能輕易自以為由於改變了宗教，他們便喪失了任何一方面的皇家特權，也不會認為，他們不能為自己所保護並篤信的宗教制訂法律。羅馬皇帝對於整個教會仍然擁有最高的司法權；提奧多西烏斯法典的第
16卷，在幾個不同的標題下，表述了他們在基督教會行政機構中所享有的權力。
精神權方和世俗權力的劃分但是，對希臘和羅馬的自由精神從未產生過影響的這種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相互區分的觀念卻被合法建立的基督教會所接受並加以肯定了。
從努馬時期直至奧古斯都時期，最高祭司的職務總是由最傑出的元老擔任，最後更和帝國的高級官員混在一起了。
國家的最高行政官出於迷信或政策需要，一般總親自行使祭司的職能；無論在羅馬還是在各省再也沒有任何一派的教士敢於自稱比他們更具有人的聖潔性格，或者比他們更能和諸神直接溝通。但在聖壇前的祭奠活動永遠由專職教士負責的基督教會中，君王的精神地位卻比最大一級的祭司還要低，所以只能坐在教堂內殿的圍柱以外，與普通教徒混在一起。
皇帝可以作為人民的父親受到叩拜，但他對教堂的神父卻必須表示兒子般的恭順和尊敬，而君士坦丁對聖徒和懺悔牧師所表示的尊敬很快就讓驕傲的主教團也設法取得了。
行政和教會司法權力之間的暗中的鬥爭使得帝國的政府處處感到為難；而一個虔誠的皇帝對於用一隻不潔的手碰一碰那神聖的約櫃所能帶來的罪過和危險不免感到吃驚。把人分為教民和俗人兩大類的確在古代的許多民族中都早已盛行；印度、波斯、亞述、猶太、埃塞俄比亞、埃及以及高盧的牧師都是通過宗教的渠道獲得世俗的權力和他們所佔有的財產的。
這些受人尊重的制度逐漸使自己融入各國的社會習俗和政治體制之中，而當時的行政權力機關對原始基督教會的反對或蔑視卻反而增強了它的紀律性。基督徒們早已不得不選舉自己的行政官員來徵集和分配特殊的稅收，並以曾得到人民同意經過
300年實踐的法令的形式，規定了他們教區的內部政策。當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時候，他似乎是和一個特殊的獨立社會簽訂了一項永久性的盟約，而這位皇帝或他的繼承人所授予或認可的特權，竟沒有人會看作是朝廷的一時的恩寵，而被認為是教會賦與的正當的永遠不能剝奪的權利。
掌管基督教教會工作的一共有
1800名握有教會及合法的司法權力的主教；其中
1000人在帝國的各希臘省區，
800人在各拉丁省區。
他們各自的教區的範圍和邊界是在各不相同的情況下，由最早來到的一批傳教士的熱情和成就，人民群眾的意願和福音書獲得傳播的程度等等情況偶然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