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些被允許魔鬼加以折磨的不幸的人們身上驅除魔鬼，被看作不過是宗教的一項尋常的但極為重要的勝利；而且一再被古代護教者指之為基督教的真實的最令人信服的證據。這種可怕的驅鬼儀式通常都在眾多的觀眾面前公開進行。
患者的苦痛會當場由驅魔師的法力或法術消除，觀眾還可以聽到被降伏的魔鬼供稱自己原是一個古代神話中的小神，不該褻瀆神靈妄自竊取了人類的崇拜。但我們只要想一想，大約在公元
2世紀末的伊裡奈烏斯時代，死人復活也完全不被認為是什麼希罕事；而且只要情況需要，當地的教會便會組織大批齋戒的會眾一同祈禱，以重演這種奇蹟，連那個依靠他們的祈禱死而復活的人也能從此在人們中間長時間生活下去，那麼這種神奇的治病的法術，不論治癒的是什麼痼疾怪病，也不可能再引起人們的驚奇了。
在這樣一個時代，信教的人可以拿出那麼多戰勝死亡的例證來，而那些懷疑派的哲學家卻仍然拒絶和嘲笑人能復活的說法，似乎有些讓人難以理解。有一位出身貴族的希臘人便曾拿這一點作為全部爭論的重要基點，他對安條克的主教提奧菲盧斯說，如果他能夠讓他親眼看到有一個人確實死而復生，他便將立刻信奉基督教。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位東部的第一個教會的主教，儘管迫切希望能使他的這位朋友皈依基督教，還是覺得以拒絶這一公平合理的挑戰為好。
原始教會的奇蹟，在得到許多代人的承認之後，近來有人通過極其開明的深入的研究，對它接連進行了攻擊；這種研究雖然得到公眾的普遍讚許，但在我們自己的以及歐洲其它地方的新教教會的神職人員中，似乎引起了廣泛的責難。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看法，並不完全是來之於某種特殊的論點，而倒是因為受到我們研究和思考問題的習慣的影響，尤其是我們一向慣于，要讓我們相信一件神奇的事情便必須有充分的證據才行的影響。一個歷史家的職責卻並不要求他在這場微妙而重要的爭論中夾入他自己的見解；但是我們也不應該隱瞞，要採取一種可以調和宗教和理性二者的利益的理論確有困難，也難以將這種理論恰當地加以運用，難以不出差錯、不自以為是、如實準確地劃定那一幸福時代的界限，而不致傾向于把它的成因歸之於超自然的天賦。從第一個神父到最後一位教皇，一代接一代的主教、聖徒、殉道者和奇蹟，從未有片刻間斷；而迷信的進程是如此徐緩，几乎讓人無從覺察，使我們根本不知道應當從那個特定環節截斷這傳統的鏈條。每個時代都能為那些使它有別于其它時代的奇易事件充作見證，而它的見證在份量和可信程度上似乎並不低於前代所提，這樣一來，如果我們不用
2世紀時我們慷慨施之於查士丁或伊裡奈烏斯的同等程度的信賴，來對待
8世紀的尊敬的比德或
12世紀神聖的伯納德，那我們就將會在不知不覺中被領上一條責怪自己前後矛盾的道路。如果任何這類奇蹟的真實性得依靠它表面上的實用性和正當程度來得到承認，那我們知道，每個時代也都有許多不信教的人需要勸化。
許多異端分子需要駁斥，以及一些偶像崇拜的民族需要使它皈依；所以什麼時候都不能找到上天應當插手其事的足夠的動機。然而，既然每一個接受神的啟示的人無不相信神奇法力的真實性，而每一個有理性的人又無不肯定那種法力已不復存在，那麼十分明顯，那就必然有過某一個時期，這種力量或者突然一下，或者逐漸地在基督教教會中消失了。
而我們不管把那一時期安排在那一時代，使徒去世的時代，羅馬帝國改奉基督教的時代，或者阿里烏斯邪說歸於消滅的時代全都一樣，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基督教徒竟會毫無所感，這同樣都會未免讓人感到十分驚訝。或者，他們在失去神奇力量之後仍然假裝着具有那種力量。
這樣，輕信代替了信仰的職能，狂熱被允許冒用神靈感召的言語，把一個偶然事件或人為的安排產生的效果全歸之於出於超自然的原因。對於新發生的真正奇蹟的經驗，應該可以教會基督教世界的人們認清天道的規律，並使他們的眼睛（如果我們可以使用一個很不恰當的說法的話）習慣于「天工」的風格。如果近代的一位最有才能的意大利畫家妄自用拉斐爾或科勒喬的名字來裝扮他的拙劣的摹擬之作，這狂妄的欺騙行為一定會很快被揭穿，並遭到憤怒的斥責。
不管自使徒時代以後原始基督教教會對於奇蹟問題抱有何種想法，這種在
2—
3世紀的信徒中如此顯着存在的什麼都信的溫和性格，無疑對宗教的事業和真實性都產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有利作用。在現代，一種潛在的、甚至無意的懷疑主義始終糾纏着最虔誠的人的思想。
人們對於超自然力量的真實性的承認，多半都不是積極的欣然同意，而只是一種冷漠、被動的認可。我們的理智，或至少是我們的想象，已長時間習慣于觀察並尊重大自然始終不變的秩序，對於親自去觀看可見的神的行動實在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但是在基督教的初期階段，人類的情況是絶對不同的。
在異教徒中，最有好奇心或最易輕信的人，常常被勸說去參加一個聲稱確實具有神奇的法力的團體。原始基督教教徒永遠立足在神秘的土地上，而他們的思想經過訓練已習慣于相信絶對違反常情的事物。他們感覺到，或者自以為感覺到，在他們的四周到處有魔鬼在不斷對他們進行襲擊，他們依靠從神的顯靈中得到安慰，從預言中獲得教導，並依靠教會的祈禱使自己出乎意外地從危險、疾病，甚至死亡中被解救出來。
他們常常自以為是其目標、工具，或目睹者的真實或想象的奇異事蹟，使他們十分愉快地以同樣的輕鬆但卻更為合理地去接受福音教歷史上確鑿有據的奇聞；在這種情況下，不曾超過他們自己的經驗範圍的奇蹟就能啟發他們，使他們以高度的信心去接受顯然超出他們的理解能力的不可知的奧秘。正是這種超自然的真實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一直在信仰的名義下得到了百般讚賞，這樣一種心理狀態當時被視為獲得神的恩典和未來幸福的最可靠的保證，並被描繪為一個基督教徒的最高或唯一的美德。
按照更為嚴厲的學者們的說法，一些非基督教徒也同樣可以實行的美德，在證明我們正確的工作中是沒有任何價值或功效的。
首批基督教徒的嚴厲的道德觀Ⅳ．但是，原始基督教教徒總以美德來顯示他們的信仰；他們十分正確地認為，能夠啟發或壓制人的理解能力的對神的信念必然同時能淨化信徒的心靈，並指導他的行動。基督教中第一批肯定他們的兄弟們的純潔性的辯護士，以及稍後一個時期讚揚他們的先輩的聖潔的作家，都曾以極其生動的色彩展示了通過對福音教的傳播向世人推薦的習俗的改革。
既然我的目的只在於說明一些可以用以支持啟示說的影響的人的因素，我這裡只打算簡略地提出可以很自然地使得原始基督教教徒和他們同時代的異教徒或他們的墮落的後代相比起來，顯得更為純潔和更為嚴肅的兩種動力——為過去的罪惡懺悔，以及值得稱許的維護自己所屬社團名譽的意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