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偉大的正當估價，和為了確保永垂不朽的名聲，都會增進我們對退隱生活的嚮往；但這位羅馬皇帝在當時的世界中所佔據的位置是如此重要，使他根本不可能一心一意去享受閒居生活的舒適和安全。對於在他退位以後帝國所遭受的苦難，他不可能完全不問不聞。對某些災難可能產生的後果，他也不可能完全漠不關心。
恐懼、悲傷和不安不時會找上門來，干擾他在薩洛那的嫻靜生活。他的柔腸，或至少是他的高傲情緒，因他妻子和女兒的不幸受到莫大的傷害；戴克里先在臨終之前更因受到一些侮辱而深感痛苦，對這樣一位多位皇帝的父親和他們自己的事業的第一玉成者，李錫尼和君士坦丁本該有所顧忌的。
有一個儘管其真實性十分可疑，到今天我們還能看到的材料，表明他是自願通過死亡解脫了他們加之於他的淫威。
在我們了結對戴克里先的生活和為人的研究之前，我們還將花費一點時間來觀賞一下他退位後生活的地點。
屬於他的出生地達爾馬提亞省的薩洛那是該省的一個主要城市，距阿魁利亞和意大利邊境約
200羅馬裡（按公路長度計算），距過去皇帝們來到伊利里亞前線時一般停留的地點西米烏姆約
270裡。
有一個破落的村子至今還保留着薩洛那的名稱；但晚至
16世紀，一座戲院的殘餘，以及一片混亂的殘破的拱門和一些大理石砫仍在述說著它們昔日的風光。在距城六七英里的地方，戴克里先修建了一座宏偉的宮殿，從這一浩大的工程，我們可以推斷，戴克里先不知多久以前便已在思考他的退位計劃了。
選定這麼一個既有益於健康又便于享受奢侈生活的退隱地點並不需要借助于自己是本地人這一特有的偏好。“這裡的土地乾爽、肥沃，空氣潔淨、清新，而且，儘管夏季天氣極熱，這地方卻很少受到經常在伊斯的里亞海岸和意大利某些地區肆虐的狂風的襲擊。從皇宮望去，眼前的一派美好景象的誘人程度也不在那土壤和氣候的優越條件之下。
向西是一彎亞得里亞海邊的肥沃的海岸，在那裡無數小島分佈其中，使得那一帶海面完全像一片大湖了。
北邊是海灣，從那裡可以通向薩洛那的古城；清晰在望的海灣那邊的田野和亞得里亞海向南和向東伸展的廣闊的水域形成恰到好處的對照。向北，一群不規則的高山擋住了我們的視線，那山離這裡距離適中，山上到處可以看到村落、樹林和葡萄園。” 儘管君士坦丁，出於一種十分明顯的偏見，故意對戴克里先的宮殿表示不屑一談，但他們的一位只能見到它的荒廢、破敗情景的繼承人，卻使用了高度讚美的詞句敘述着它的宏大氣魄。宮殿占地在
9—
10英畝之間，整體成方形，兩側矗立着十六個鐘樓。兩邊的長度近
600英呎，另兩邊則將近
700英呎。全部用從附近的特勞，或特拉古蒂烏姆石場采來，其美麗程度几乎不在大理石之下的軟石建造，四條彼此以直角相交的街道，把這片大建築分割成若干部分，一座非常高大，至今仍被稱作金門的拱門直通正廳。通道的盡頭是一座用花崗岩石砫裝成的列柱中庭，在它的一側我們看到埃斯庫拉庇烏斯的方形神殿，另一側則是朱庇特的八角神殿。這後一位神戴克里先尊為其命運保護神，前一種神則被看作是他的健康的保衛者。拿現在殘存的遺蹟和維特魯維烏斯的說法作一番比較，我們發現他對這片建築的許多部分，如浴場、臥室、中庭、長形大會堂以及西濟克斯式、科林斯式和埃及式大廳的描繪都有一定程度的精確性，或至少相當近似。它們形式多樣，比例協調，但它們卻全都具有從情趣和便利的角度來看，現代人無法接受的兩大缺點。
這些寬敞高大的廳堂全都既沒有窗戶，也沒有煙囪。屋內的光線全靠從屋頂供給（因為那些建築似乎全都僅只一層），並依靠沿牆壁安裝的管道供暖。整個中心廳堂的西南邊有一排長
517英呎的廊子作為屏障，那裡在自然景色之外如再配合上各種雕刻和繪畫的美，便必將構成一個十分高貴並令人賞心悅目的遊逛場所。
藝術的衰落這一宏偉建築，如果位於一片荒無人煙地帶，自然不免也會受到時間的損傷；但是，也很可能它將逃脫貪婪的人類造成的破壞。一個名叫阿斯帕拉圖斯的村子以及在許久以後出現的斯帕拉特羅市鎮都在它的廢墟上成長起來。
現在那金門正通向一個市場。
浸禮會的聖約翰強占了埃斯庫拉庇烏斯的廟址；朱庇特神廟，在聖母的保護下，已變成了一座基督教教堂，關於戴克里先的宮殿情況的這一段敘述我們主要得感謝我國我們同時代的一位極有才能的藝術家，他完全出於單純的好奇心，曾深入到達爾馬提亞的心腹地帶。但是，我們卻也難免懷疑他的設計和刀法多少有些美化了他本意要如實複製的原物。一位最近去過那裡的頗有見解的旅行家告訴我們，斯帕拉特羅的可怕的廢墟，不僅能表現出在戴克里先統治時期羅馬帝國的無比的博大和宏偉，它同時也表明了藝術的衰落。
如果那建築的情況果真如此，那我們便必然會相信，繪畫、雕刻定然更經歷過一個更為顯着的衰敗過程。指導建築實踐的不過只是幾條籠統的，甚至是機械的原則。但是，雕刻，而尤其是繪畫，要進行摹仿的不僅是自然界的各種形象，而且還要表現出人的心靈的特點和熱情。在這類崇高的藝術中，僅有靈巧的手是沒有多大用處的，它還必須插上想象的翅膀，並有最正確的鑒別力和觀察能力作為指導。
這裡几乎用不着說，帝國的政治動亂、士兵的橫行、野蠻人的入侵，和日趨嚴重的專制政府，都是對天才，甚至對鑽研學問極為不利的。
一連串伊利里亞皇帝的繼位者恢復了帝國，卻並沒有恢復科學。他們的軍事教育並無意要激起他們對文學的愛好；甚至戴克里先的思想，儘管在處理國事方面顯得十分活躍，面面俱到，卻完全和深入研究和思考問題無緣。法律和物理學兩種職業，具有普遍用處，也能獲得一定利益，因而不論什麼時候總有足夠的具有一定才能和知識的人來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但是，學習這兩種行當的學生似乎完全引不起活躍在那一時期的大師們的興趣。詩歌的聲音沉默了，歷史書全變成了乾巴巴、思路不清的節本，既無興趣，也無教益作用。一些閒扯淡的虛假的舌辯之士現在仍在朝廷供職，拿着皇家的薪俸，他們除了拍皇帝的馬匹或為皇權辯護之外，別無任何才能。
不管怎麼，新柏拉圖學派的興起和迅速發展卻標志著學術和人類衰敗時期的來臨。亞歷山大里亞學派使得雅典派的聲音沉寂下去；一些古老的派別都紛紛站到更時髦的旗幟之下來，而他們則標榜自己的體系，方法新穎，態度嚴肅。這些大師中有許多——如阿摩尼奧斯托提努斯和波菲利——都是精於思想、勤於思考的人物；但是，由於他們沒有弄清哲學的真正目的，他們的努力倒是更有助于損害，而非增進人類的理解能力。
新柏拉圖派完全忽略了適合於我們的情況和能力的知識，忽略了整個道德、自然科學和數理科學領域；他們竭盡全力進行徒託空言的形而上學的論爭，企圖使得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在一些他們自己其實和所有其他人一樣毫無所知的問題上，彼此協調一致。把他們的理智消磨在這類雖似深刻卻不切實際的思索之中，他們的頭腦則完全暴露于空洞的幻想的侵襲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