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回該輪到那官員表示驚奇了：「你為什麼沒有買別墅呢？」「我賺得的錢全部用來投資擴大生產了。」松下平靜地回答。
工會為松下說情令盟軍總司令部驚詫不已的事還不止這一樁。眾所周知，二戰之後，日本工人運動空前高漲，几乎在所有的企業中，勞資糾紛都令業主們頭痛不已，可是松下的情況卻大不一樣，工會不是同他作對，不是控告他，而是為他求情，要求佔領軍當局取消對於他的解除職務的決定。
二戰之後，儘管松下恢復了包括全體員工的「步一會」，但是不久之後，在全國工運潮流的衝擊下，這「步一會」也被新成立的工會組織取代了。
松下當時雖然名義上已被解除職務，但是公司的決策權仍然掌握在他手中。一天，他得到報告，松下電器株式會社工會成立大會將於大阪中之島中央公會堂召開。
在這之前，大阪的一些企業已經成立了工會。據他所知，這些工會成立時，資方大都採取靜觀乃至于反感態度，頂多派個代表去念一篇不痛不癢的賀信。作為已經被劃為財閥、並解除職務的松下，作為被工會視為對手的松下該如何表態呢？
經過慎重考慮，他作出決定：一是以普通員工身份參加工會成立大會，二是在大會上公開表示對工會的真心祝賀。
就在此時，一種從未有過的失落感浮上了他的心頭。自從單槍匹馬創業以來，作為松下企業的最高領導，他對公司的大事享有無可爭辯的決定權。而今天，他連能否參加工會的成立大會，能否在會上致辭，都不能做主，都要徵求實際上為松下普通員工的工會負責人的意見！這豈非意味着，從此之後，這工會即使不是他的敵人，也是他不得不考慮其存在、徵詢其意見的一種勢力嗎？他是應當與工會鬥爭呢？還是要力圖與之達成諒解，通過它去消除勞資之間的對立呢？毫無疑問，他只能選擇和解與合作。
然而，勞資關係好壞並非取決於一廂情願。工會方面對於他參加成立大會的意向沒有表示反對，但對於是否讓他致辭的問題卻發生了激烈爭論。儘管最後同意他致辭，他還是覺得，在他與員工之間，一堵無形的牆已經構築起來了。他認為，他之所以參加大會並且致辭，就是要推倒這堵牆。
他在賀辭中既沒有說那些言不由衷的套話，更沒有為資方的立場辯解，而是披肝瀝膽，表示與工會、與全體員工團結一致，共同經營好公司、共同建設新日本的決心：“今天，我聽了大家對公司的要求和期望，感觸頗深。我相信，新的正確的經營管理與大家所擁護的工會，一定會取得一致。
「就主觀願望而言，我希望基于最純正的想法，進行新的經營管理。若是我有考慮不周之處，望能得到大家的幫助，共同為建設新日本做出貢獻。」
松下不是為一己私利，而是為公司、為國家謀福利的立場得到了工會的理解和支持。正當全國各地的工會紛紛起來同自己的業主進行鬥爭之時，松下企業工會
42個支部所轄的
15000名會員卻聯合各地的經銷商，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請求取消解除松下職務決定的運動。
工會代表前往東京，直接向大藏大臣石橋湛山、工商大臣星島二郎提出他們的請求。兩位大臣驚奇之餘，深感松下之經營管理與眾不同。
他們答覆說，儘管對此非常同情，但最後決定權掌握在盟軍總司令部，希望代表們到那裡去說明情況。至於他們本人，定會從側面予以幫助。
工會為業主說情這本身就使佔領軍大惑不解。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其他西方國家，工會大都是同業主對著干的。這松下到底是給了工會什麼好處？或者真不應當解除他的職務？
該當松下時來運轉了，不久前，盟軍總司令部經濟復興局的一位負責人前來視察松下的工廠。他發現，松下的經營管理與美國的所謂先進經驗有異曲同工之妙，因而存了一份同情之心，在總司令部研究有關松下的問題時，說了不少好話。
在這種種因素的協同作用下，對松下的解除職務決定就從A類變成B類，也就是說有復查和取消的餘地了。
在這之後又過了四個月，這一決定終於取消，松下又名正言順地回到公司上班了。
欠稅大王松下恢復職位後，發現過去的三年中，公司不僅沒有獲得利潤，反而令債台壘得更高了，總數達十億多日元。因此，一些報紙將他譏笑為借債大王。
應當說，這筆巨債大部分是前政府造成的：原來為軍方所製造的輪船和飛機，不僅分文未得，籌借的債務也無人承擔，只有由他負責歸還。
不過，令他傷心的不是「借債大王」，而是「欠稅大王」這一新的綽號。自創業以來，他一直是納稅的模範。可是現在政府改變了稅收政策，要求企業在商品出倉時就必須納稅，而不是在收到貨款之後。由於當時是票據交易，松下又債台高築，無法籌集必要的流動資金，因而淪為「欠稅大王」。
「借債大王」和「欠稅大王」這兩塊黑牌子壓得松下喘不過氣來。
他剛一復職，便馬上呼籲全體員工齊心協力，做到每個月都能獲取利潤，爭取早日重振松下的雄風。他聲稱，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不如解散松下電器。
大家都知道，松下電器是他的命根子，也與每個員工的生活密切相關。如果公司解散了，他們將到何處去謀生呢？他們能找到比這更好的企業嗎？松下獨特的管理方式，几乎使每個員工都對公司懷有難以割捨的感情，使他們覺得，公司不是松下一個人的，而是大家所共有的，公司遇到困難，大家都有責任去努力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