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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為輕重，而論者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會江、淮計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一切焚棄。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置司，又遣官行視茶積。諮等因條上利害，且言：「嘗遣官視陝西、河北，以鎮戎軍、定州為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給茶皆直十萬。以蘄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三之一，得不償失，敝在茶與邊糴相須為用，故更今法。以新舊二法較之，乾興元年用三說法，每券十萬，茶售錢五萬一千至六萬二千，香藥、象齒售錢四萬一千有奇，東南緡錢售錢八萬三千，而京師實入緡錢五十七萬有奇，邊儲芻二百五萬餘圍，粟二百九十八萬石。天聖元年用新法，至二年，茶及香藥、東南緡錢每給直十萬，茶入實錢七萬四千有奇至八萬，香藥、象齒入錢七萬二千有奇，東南緡錢入錢十萬五百，而京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六十九萬餘圍，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舊以虛估給券者，至京師為出錢售之，或折為實錢給茶，貴賤從其市估。其先賤售于茶商者，券錢十萬，使別輸實錢五萬，共給天禧五年茶直十五萬，小商百萬以下免輸錢，每券十萬，給茶直七萬至七萬五千；天禧茶盡，則給乾興以後茶，仍增別輸錢五萬者為七萬，並給耗如舊，俟舊券盡而止。如此又省合給茶及香藥、象齒、東南緡錢總直緡錢一百七十一萬。」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計為緡錢六百五十餘萬。時邊儲有不足以給一歲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茶亦無滯積之弊。其計置司請焚棄者，特累年壞敗不可用者爾。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欲有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為遊說。願力行之，毋為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賜典吏銀絹有差，然論者猶不已。
志第一百三十七食貨下六
○茶下
茶天聖三年八月，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奸人倚貼射為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不可不革。」十月，遂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以售茶者，奭等又欲優之，請凡入錢京師售海州、荊南茶者，損為七萬七千，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者，又第損之，給茶皆直十萬。自是，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法，舊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榷貨務錢償之。
奭等議既用，益以李諮等變法為非。明年，摭計置司所上天聖二年比視增虧數差謬，詔令嘗典議官張士遜等條析。夷簡言：「天聖初，環慶等路數奏芻糧不給，京師府藏常闕緡錢，吏兵月奉僅能取足。自變法以來，京師積錢多，邊計不聞告乏，中間蕃部作亂，調發兵馬，仰給有司，無不足之患。以此推之，頗有成效。三司比視數目差互不同，非執政所能親自較計。」然士遜等猶被罰，諮罷三司使。初，園戶負歲課者如商人入息，後不能償。至四年，太湖等九場凡逋息錢十三萬緡，詔悉蠲之。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浸壞。
景祐中，三司使孫居中等言：「自天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虛估之敝，復類乾興以前，蠹耗縣官，請復行見錢法。」時諮已執政矣。三年，河北轉運使楊偕亦陳三說法十二害，見錢法十二利，以謂止用三說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贍一歲邊計。遂命諮與參知政事蔡齊等合議，且令詔商人訪其利害。是歲三月，諮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交引鋪為之保任，並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賈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為奸，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趣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初，奭等雖增商人入錢之數，而猶以為利薄，故競市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寡，縣官日以侵削，京師少蓄藏。至是，諮等請視天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增直亦視天聖元年數第加三百。詔皆可之。前已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景祐二年已前茶。
既而諮等又言：「天聖四年，嘗許陝西入中願得茶者，每錢十萬，所在給券，徑趣東南受茶十一萬一千。茶商獲利，爭欲售陝西券，故不復入錢京師，請禁止之。」並言商人所不便者，其事甚悉，請為更約束，重私販之禁，聽商人輸錢五分，余為置籍召保，期半年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諮等復言：「自奭等變法，歲損財利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至景祐二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諭。」於是帝為下詔戒敕，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
久之，上書者復言：「自變法以來，歲輦京師金帛，易芻粟于河北，配擾居民，內虛府庫，外困商旅，非便。」寶元元年，命御史中丞張觀等與三司議之。觀等復請入錢京師以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直十萬者，又視景祐三年數損之，為錢六萬七千，入中河北願售茶者，又損一千。既而詔又第損二千，於是入錢京師止為錢六萬五千，入中河北為錢六萬四千而已。
康定元年，葉清臣為三司使，是歲河北穀賤，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募人入中，且以東南鹽代京師實錢。詔糴止二百萬石。慶歷二年，又請募人入芻粟如康定元年法，數足而止，自是三說稍復用矣。八年，三司鹽鐵判官董沔亦請復三說法，三司以為然，因言：「自見錢法行，京師錢入少出多，慶歷七年，榷貨務緡錢入百十九萬，出二百七十六萬。以此較之，恐無以贍給，請如沔議，以茶、鹽、香藥、緡錢四物如之。」於是有四說之法。初，詔止行于並邊諸州，而內地諸州有司蓋未嘗請，即以康定元年詔書從事。自是三說、四說二法並行于河北，不數年間，茶法復壞。芻粟之直，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鬥七百，甚者千錢。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之法，每券直十萬，比市估三千，倍為六千，復入錢四萬四千，貼為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錢三千者，才得二千，往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
皇祐二年，知定州韓琦及河北轉運司皆以為言，下三司議。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谷二百二十八萬餘石，芻五十六萬餘圍，而費緡錢一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又為緡錢一千二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民用有限，榷貨務歲課不過五百萬緡，今散於民間者既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賤。茶直十萬，舊錢六萬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舊售錢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見錢法，一用景祐三年約束。」乃下詔曰：「比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縣官之費日長，商賈不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吏緣為奸。自今有議者，須究厥理，審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驗問無狀者，置之重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