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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試館職策問札子二首】
元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札子奏。臣竊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先朝之語。臣退伏思念，其略曰：「今朝廷欲思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臣之所謂「偷」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于二帝何與焉？至于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為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況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溫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親書進入，蒙御筆點用第三首。臣之愚意，豈逃聖鑒？若有毫髮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伏願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為眾口所鑠。臣無任伏地待罪戰恐之至。取進止。
【又】
元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札子奏。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為台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辯，蓋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己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
臣所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于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為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偷」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于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于竊而知心目之可亂，于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于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自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偽，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糜軀，效忠義于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臣受曖昧之謗，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為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跡，觀望雷同以求苟免，豈朝廷之福哉！
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嘆，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以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于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污，屈己以裕人也。臣之區區，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觀二聖臨禦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于偷，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惰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疏，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台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台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為譏諷先朝，則亦疏而不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