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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寧四年二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絶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儘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
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
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讎，聚散人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眾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眾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子夏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眾而亡。田常雖不義，得眾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眾之所樂，則國以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眾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于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于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于憂；小人則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踴。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