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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會，我伯父出來，我便上前叩見。同入到花廳，伯父命坐，我便在一旁侍坐。伯父問道：「你這回來做甚麼？」我道：「侄兒這幾年總跟着繼之，這回是繼之打發來的。」伯父道：「繼之撤了任之後，又開了缺了。近來他又有了差使麼？」我道：「沒有差使，近年來繼之入了生意一途。侄兒這回來，是到此地看看市面的。」伯父道：「好好的缺，自己去幹掉了，又閙甚麼生意！年輕人總歡喜胡閙！那麼說，你也跟着他學買賣了？」我道：「是。」伯父道：「宜昌是個窮地方，有甚麼市面！你們近來做買賣很發財？」我聽了沒有答話。伯父又道：「論理要發財，就做買賣也一樣發財。然而我們世家子弟，總不宜下與市儈為伍，何況還不見得果然發財呢。象你父親，一定不肯做官，跑到杭州去，綢莊咧、茶莊咧，一陣胡閙，究竟躺了下來剩了幾個錢？生下你來，又是這個樣，真真是父是子了。你此刻住在那裡？」我道：「住在城外吉升棧。」伯父道：「有幾天耽擱？」我道：「說不定，大約也不過十天半月罷了。」伯父道：「沒事可常到這裡來談。」說著，便站了起來。
我只得辭了出來，依着來路出城。
回到吉升棧，只見棧門口掛着一條紅綵綢，擠了十多個兵，那號衣是四川督學部院親兵；又有幾個東湖縣民壯，東湖縣的執事銜牌也在那裡。我入到棧，開了房門，便有棧裡的人來和我商量，要我另搬一個房，把這個房讓出來。我本是無可無不可的，便問他搬到那裡。他帶我到一個房裡去看，卻在最後面又黑又暗、逼近廚房的所在。我不肯要這個房。他一定要我搬來，說是四川學台要住。我便賭氣搬到隔壁一家興隆棧裡去了。搬定之後，才寫了幾封信，發到帳房裡，托他們代寄。
對房住了一個客，也是才到的，出入相見，便彼此交談起來。那客姓丁，號作之，安徽人，向在四川做買賣，這回才從四川出來。我也告訴他由吉升棧搬過來的緣故。作之道：「不合他同一棧也罷。我合他同一船來的，一天到夜，一夜到天亮，不是罵這個，便是罵那個，弄得晝夜不寧。」我道：「怎的那麼的脾氣？」作之道：「我起初也疑心，後來仔細打聽了，才知道他原來是受了一場大氣，沒處發泄，才借罵人出氣的。」我道：「他從四川到此地，自然是個交卸過的了。四川學政本來甚好的，做滿了一任，滿載而歸，還受甚麼氣呢。」作之道：「四川的女人便宜是著名的。省城裡專有那販人的事業；並且為了這事業，還專開了茶館。要買人的，只要到那茶館裡揀了個座，叫泡兩碗茶：一碗自己喝，一碗擺在旁邊，由他空着。那些人販看見，就知道你要買人了，就坐了過來，問你要買幾歲的。你告訴了他，他便帶你去看。看定了，當面議價，當面交價。你只告訴了他住址，他便給你送到。大約不過十弔、八弔錢，就可以買一個七八歲的了；十六七歲的是個閏女，不過四五十弔錢就買了來；如果是嫁過人的，那不過二十來弔錢也就買來了。這位學政大人在任上到處收買，統共買了七八十個，這回卸了事，便帶著走。單是這班丫頭就裝了兩號大船。走到嘉定，被一個厘局委員扣住了。」我道：「這委員倒是強項的。」作之道：「並不是強項，是有宿怨的。那學台初到任時，不知為的甚麼事，大約總是為辦差之類，說這個委員不周到，在上憲前說了他的壞話，這委員從此黑了一年多。去年換了藩台，這新藩台是和他有點淵源的，就得了這厘局差使。可巧他老先生趕在他管轄地方經過，所以就公報私仇起來。查着了之後，那委員還親身到船上稟見，說：『只求大人說明這七八十個女子的來歷，卑職便可放行；卑職並不是有意苛求，但細想起來，就是大人官眷用的丫頭，也沒有如許之多，並且訊問起來，又全都是四川土音，只求大人交個諭單下來，說明白這七八十個女子從何處來，大人帶他到何處去，卑職斷不敢有絲毫留難。』那學台無可奈何，只得向他求情。誰知他一味的打官話，要公事公辦；一面就打迭通稟上台，一面把官船扣住。那學台只得去央及嘉定府去說情。留難了十多天，到底被他把兩船女子扣住，各各發回原籍，聽其父母認領，不動通稟的公事，算賣了面情給嘉定府。稟上去只說緝獲水販船二艘，內有女子若干口，水販某人，已乘隙逃遁。由嘉定府出了一角通緝文書，以掩耳目，這才罷了。他受了這一場大氣，破了這一注大財，所以天天罵人出氣。其實四川的大員，無論到任卸任，出境入境，夾帶私貨是相沿成例的了。便是我這回附他的船，也是為了幾十擔土。」我道：「怎麼那厘卡上沒有查着你的土麼？」作之道：「他在嘉定出的事，我在重慶附他來的，我附他的船時，早已出過了那回事了。」談了一回，各自回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