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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久任其土地。習其人民，諳其風俗，擾其人情，察其好惡，辨其土宜，衡其利害，規劃有年，然後可舉一事。然又非蚤行而莫效也。張綱振目，染濡淫浸，或行之數年而效，或行之十年而效，或行之數十年而後效。故吳佑之相膠果，九年而報績，杜詩之守南陽，十載而成化。若促其時日，數其更調，則雖皋繇司理，仲由治賦，壟遂文翁之守郡，亦將束手俯頸，無以自見，況以之責效之於俗吏哉！漢宣帝之言曰：守令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而不可以欺罔也，乃服從其教化。故漢世郡縣，皆久其任，其能異者，褒以璽書累秩九卿，終不易位。漢世循良，疊背相望，固由人才之盛，亦上之能竟其用也。後魏太和之世，始以六年為限，後唐則促為二十五月，宋世則定以三年行之。至今復多攝署，變易急促，不及數月，方營一事，而忽調異郡，則它人嗣職，將變易其前為矣。方治一職，而檄權它郡，則五日京兆，以不習而諉墮矣。且鐵路未通，道途遼絶之官，之期動逾時月，未及佈置，又復它移。自非上聖誰能過化哉？古之封建，分土子民，愛親國人，如治家事。故廢興墜舉，土闢民治。封建易而郡縣矣。惟久任之法，尚存封建之遺意。若遷移倉卒，官如驛舍，過客雖才，誰能治驛舍之事哉？難者曰：久據專城，勢將蹇肆，唐之藩鎮，其已事矣。曰：引線之差，視其起點，攝引之率，視其重心。唐以武力之臣，授之大郡，私握兵柄，世之子孫，重心已偏，故攝引不能及也。今治吏百里，兵權不屬，十餘年外，即可遷調，雖有桀鶩，何能專肆。且古之吏治也患其專，今之吏治也患其散。古之吏治也患其擅，今之吏治也患其諉，制異勢殊，專擅誠非所患。今猶藉口唐藩，謂久任不如時易，則胡不引漢世前事，而觀之也。
三者行矣，然佐理無人，則事猶墜而不舉，則猶格而不達也。西國新相登朝，則各部之長，皆必更易，聽自選擇，用其所知，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令下流水，不憂阻捍。是以意無不行，事無不舉。漢世三公，皆有曹掾，開闔闢士，妙簡英賢。故漢之公府，得人最盛，外之州郡，咸有僚屬，別駕治中，功曹主簿，皆州自闢除，通為百石。王渙群仇覽為主簿，宗資署范滂為功曹，周景延陳蕃為別駕，成晉除張牧為賦曹，委心任政，用奏殊績。魏以降猶沿斯制。北齊失政，佞幸侵官，州官始有敕用。然隋唐之世，判官推官，雖待奏報，猶自闢召也。後世慮其延任私人，於是一命以上，銓于吏部。內之閣部司員，皆由掣籤，僅供主稿署押之用，非能資其毗贊也。外之縣丞佐雜，皆由捐納，無非市井無賴之尤，非能益其佐輔也。智有不及，才有不能獨立，既不可為治矣。況文書數尺，高可隱身，成案積例，皆非諳悉，乃不能不委用於胥吏，固天下之猾蠹也。《詩》說曰：與師友處者治，與奴隷處者亡。所處皆無賴猾蠹，而猶欲以是求治，非左書而右息之哉？為今之計，當略師漢制，內之宰相部官，外之督撫縣令，聽其闢士，略置品級，幕府儲才，庶裨政治。若夫胥吏則猶木之巨蠹也。夫一署之中，書吏百數，盤隔上下，抑遏冤苦，訛牽訟費，甚于狼虎，而又熟於成例，借為要挾，雖恫其害，莫敢誰何！蠹之不去，木必不茂。去蠹之法，是宜用士人以易之。蕭何之主刀筆，朱震之從事，繆彤之為主簿，省署文書，督促簿役，皆用名賢以親其事，故上能匡揚清化，而下能抽達鬱滯也。州縣之官，不習吏事，一舉一動，仰息吏胥，吏胥因持其急而短長之，是所謂之以羊牧狼也。唐人士人初登科及未仕者，皆就藩府闢置。金設主事，亦猶書吏，以下第舉人為之。遠師其意，以士人試而不第者為吏，優其禮節，使可出身。其有能事，擢為部曹。上之所重，人自樂就。如此則上有僚屬之謀議，下資良吏之馳驅，牧民之官不勞而治矣。此之不為，顧乃聽其噎蔽，任其蠹斃，不察病根，自責愈疾，豈不謬哉！豈不異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