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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曰：昔者聖人之將欲有為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于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為詳于其始者，非為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為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于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製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為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于相陵也，於是為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于相怨也，於是製為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歡，而異宮以為別。合食之為樂，而異膳以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于室，死以葬于野，此足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于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于廟，而終身以為妾。晝居于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為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為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于相侮也，於是戒其群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享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
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為而止。夫苟可以為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為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王者不治夷狄論】
論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于《春秋》。
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于純為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向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于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于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于齊、晉，而偏疾于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向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
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于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
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于邊鄙，則已幸矣，又況乎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者，疾夫以中國而流入于戎狄者也。謹論。
【劉愷丁鴻孰賢論】
論曰：君子之為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為己慮之，又為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
東漢劉愷讓其弟荊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為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己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于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