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身為工作委員會書記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回憶這件事是這樣說的：「我始終沒有能夠搞清楚甘地為什麼那樣熱心紡紗，因為他一定事先知道許多人會激烈反對他的這種主張。也許甘地想藉此限制國大黨的黨員，只相信他的建設性和土布計劃的人才參加國大黨，並把其他的一些人趕出去或強迫他們服從。他們雖然取得多數派的支持，但他的決心動搖了，開始跟別人妥協。在以後的三四個月中間，甘地在這個問題上幾次改變主意，這使我很驚奇。
他似乎像一個人飄浮在大海上摸不着方向。在我過去的認識中，他不是這種人，因而我對於他現在的這種行動感到奇怪。在我看來，這個問題本身似乎並不重要。把勞動看作選舉的條件當然是好辦法，但是像甘地那樣規定要紡紗，未免有失原意。」
從這一段文字，我們看到，不僅老尼赫魯，就連年輕尼赫魯也都不理解甘地的主張。可見，在國大黨領袖層，甘地要推行自己的方案是何等艱難。
正如尼赫魯所說一樣，他都感到奇怪，甘地竟然作了讓步。甘地同意把紡紗只作為任人選擇的辦法，同時保留黨員每月仍舊繳納四個先令的黨費的規定。
但是甘地並沒有因此淡化推廣土布的感情。同年
8月
31日，他在孟買的豪華劇院發表演說，再次闡述他的建設性工作思想，主張把土紡土織與印度教徒與穆斯林親善、解救「賤民」作為當前的主要工作。
從這時起，甘地的主要活動便是到全國各地旅行演講，宣傳他的建設性方案，其中包括土布運動的主張。
在以後的五年中，甘地似乎終止了鼓動性的政治活動，專心致力於他的建設性工作宣傳，並把這種主張深入到農村中的廣大群眾，他希望他自己能走遍
70萬個鄉村。他認為，人民群眾「才是獨立的真正基石」，「我所主張的不僅是將印度從英國的控制下解放出來，我要使印度擺脫一切枷鎖」。這段時間，儘管他也多次參加或主持國大黨的會議，為國大黨的內部團結、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團結儘力，但是他主要仍是在無聲無息地走遍全國。他常常深入「賤民」區，廣大的「賤民」以狂熱的崇拜心情向一位當代聖人傾訴自己的痛苦。
他無論走到哪裡，那些「賤民」都赤着腳，站在毒辣的太陽下迎接他。有一次他參加一次會議，看到「賤民」被隔離開來，坐在一個遠遠的角落，甘地便走到他們中間講話，這部分人由此而非常榮耀，「受人尊重」。
一路所見所聞，甘地對他推行的土布運動非常滿意。在孟加拉，他看到了國大黨在這裡首先實現了以繳紗代替交黨費，土紡土織在甘地所到之處也蔚然成風。
甘地的高明之處是，善於給人找事做。不管是工人、農民還是職業者，甘地總是能讓他忙碌。而且就在讓你忙碌的時候，他就使你興高采烈地想到自己正在為祖國服務。他精心指導在全國深入開展的土布運動，就是要喚醒民眾都自覺參加勞動，並讓你在做這些事情時，感到就是為爭取自治鬥爭在作必要的準備。
廣大民眾就是在他這種高明的宣傳中不知不覺地覺悟起來，義無反顧地按照甘地的設計參與運動。
為了更有效地促進土布運動的發展，甘地組織成立了印度土布協會。
1927年間甘地在與一位外國來訪朋友交談時，對土布運動的綱領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我不把資本看作勞動的敵人。我認為兩者之間協調關係是完全可能的。我在南非、阿赫梅達巴建立的勞工組織，絲毫沒有敵視資本的精神，在認為是必要的程度內，每一次抵抗是完全成功的。
我的理想是平均分配，但是就我們所看到的情形說，這是不可能出現的。因此，我為公平的分配工作。我是用通過土布運動來達到這一點。既然做到這一點，就一定能根本清除英國人的剝削，所以我預計它能澄清同英國人的關係。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土布運動可以導向自治。」
很顯然，他把土布運動的綱領看成是一個組織勞資協調關係和「澄清英印關係」的行為。
這次旅行，他的夫人與他一直結伴而行。有一次到了科隆坡，在演講會上，有人問他與他一起旅行、渾身土布素裝的是不是他母親。甘地沒有為此生氣，而是幽默地說，「我與她已經
40年不做夫妻了，我的母親已去世多年，我的一切事情都是『這位母親』代勞。我們之間的關係是，我享榮譽，她服勞役」。
甘地的講話贏得了暴風雨般的掌聲。
關於這段時期旅行宣傳，印度作家有過這麼一段描述：“甘地政治生涯中這段似乎悠閒而毫無成果的階段，其實是他一生中最富有成效和創造性的時期。正是這段時期內，他撰寫了《我體驗真理的經歷》自傳，用古遮拉特語經過三年在《印度青年》上連載。不久便印成英語出版。
自從土布運動的推行，尤其是
1924年
6月阿赫梅達巴國大黨年會上，就甘地關於黨員以繳納紡紗代替交納黨費的議案與國大黨兩位元老老尼赫魯和達斯產生分歧，導致老尼赫魯與達斯憤然離會的尷尬局面後，甘地與這兩位國大黨元老的關係又如何呢？
他們之間以前也曾出現過爭執，但是老尼赫魯、達斯與甘地很快又相處甚好。這次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