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樣的情況,甘地採取新的鬥爭方式。他勸農民們在穆罕拉爾·潘提爾的領導下,把甘地認為被錯誤地當作抵押的那塊地裡的洋蔥收割起來。
甘地認為,政府征封尚未收割的農作物的辦法即便是有法律為依據,也是缺乏道德的,這無疑是一種掠奪,因此人民有責任收割洋蔥,不管它是否已有征封的命令。而這正合潘提亞先生的心意。他不希望這次運動草草收場、悄悄結束。於是自告奮勇帶著幾個人便去收割這塊被征封之地的洋蔥。
結果這幾個人被捕。法院開庭那天,群眾包圍了法院。法院只得判他們短時間拘禁。
入獄那天,成群結隊的人都來為他們送行。
鬥爭堅持了五個月,才開始出現了新的希望。這一天,甘地接到了稅務部門的通知,聲稱只要有能力的人交納了田賦,貧苦的人今年可以緩交。雖然這個結果不是徹底的勝利,但畢竟也是勝利成果,農民們表示對這個結果是滿意的。但是甘地卻想到了新的問題。
貧苦的人可以緩交,那誰是貧苦人呢?這還不是由政府來確定嗎?
甘地後來在總結這次鬥爭時,是這樣評價凱達的非暴力抵抗運動的:「凱達的非暴力抵抗標志著古遮拉特農民覺悟的開始,他們真正的政治教育的開始。」
也還是同一年,即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正遍及全歐洲。印度副王切姆斯福特勛爵因為擔心法國會發動進攻,就在德里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以謀求印度領導人的支持而進行招兵。甘地應邀出席會議。甘地總是認為,只要英國需要,每個印度人都有責任給予幫助。
於是便以「中士招募官」的身份,到處為帝國招募新兵。甘地到處遊說,走到哪就在哪裡舉行集會,鼓勵青年應徵入伍。人們開始感到很奇怪,怎麼一貫主張非暴力的甘地突然又如此為帝國賣命宣傳入伍打仗。有人甚至對他提出了責問。
他總是不慌不忙回答說:「借帝國的政治家來證明自治的程度,除了對生死存亡的帝國服務,我想不到考驗我自己的更好辦法。」很長一段時間,甘地的工作都不見成效。從
1月到
4月,整整四個月,費盡了口舌,報名的人才多起來。而這時,甘地自己也把身體累垮了,並且患了痢疾。
當時甘地並不在意,回到真理學院在家裡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同伐拉白先生一起趕往納提亞。結果病情加重,又被送回真理學院。他試用自己的水療法治療,但醫生和朋友都勸他喝些肉湯,作為立誓不喝牛奶的變通辦法。但是甘地一邊呻吟一邊卻清清楚楚地回答一個「不」字。
醫生固執地勸他:「如果吃幾個鷄蛋,也許恢復得快一些。」然而執拗的甘地卻緘口不語。
在甘地病重期間,專員捎來口信,要甘地不要再為招兵操心了,因為德國已經被打敗了。為了早日參加工作,甘地在商卡拉爾·班克的陪同下,請達拉爾醫生進行了診斷。但是這位醫生劈頭就說:「如果你不喝牛奶,我不能使你的身體複原。如果你還願意接受注射,我敢擔保你體力可以完全康復。」
甘地為難地回答道:「你可以打針,但是我發誓不喝牛奶的。」
「那麼喝羊奶你該不會嫌棄吧。」嘉斯杜白插嘴說。
聰明的醫生趕緊接過話來:「只要你願意喝羊奶,我想也夠了。」
甘地讓了步。早日投入非暴力抵抗鬥爭的熱望使他第一次違背了自己的誓言。喝了羊奶之後,他又接受了醫生為他的裂瘡動手術。後來他對他這次的行為作了如下的解釋:「雖然我知道這一切,但還是同意喝了羊奶,求生慾望要強於對真理的忠誠。
希望繼續進行非暴力抵抗精神的迫切願望至少使獻身真理的人這一次放棄了他神聖的理想。」
1918年
12月,國大黨在德里召開會議。大會沒有按照慣例通過「效忠議案」,而是通過自決議案,聲稱「為保障未來世界和平,民族自治原則應適用於所有進步的民族。本會議認為英國國會和巴黎和會應承認印度為進步民族,應適用民族自治原則」。大會請求英國政府同意印度像其他自治國家一樣派出代表團參加巴黎和會,並選出提拉克、甘地、伊瑪為國大黨代表。
就在這之前,甘地曾給英國副王寫信表示:「我們希望有美好的未來,為此我們願意作出奉獻。」可是剛一進入新的一年,甘地卻從英國人那裡得到了《羅拉特法案》這份「厚禮」。
甘地掙扎着從病床上爬起來。夫人嘉斯杜白問他要什麼,甘地告訴夫人,趕緊把帕泰爾、奈都夫人等叫來,我要開一個緊急會議。當天參加會議的共有
20多人。甘地當場起草了一份非暴力抵抗宣言,請到會代表簽名發表。
所謂《羅拉特法案》,實際上是殘忍地剝奪了印度人的公民自由,規定政府官員有權不經審訊即可任意逮捕監禁他們。
甘地來到了德里,參加了立法議會辯論會。他傾聽著印度領導人情緒激昂的發言,要求政府取消法案。當時總督也在屏息諦聽,目不轉睛,但總是不發一語。甘地以為他被說動了心。
結果是什麼效果也沒有。甘地曾就此感嘆說:「只有一個人真正睡着的時候,你才能叫醒他;如果他只是假寐,你怎麼叫也不會有結果。」
印度一位作家曾經這樣寫道:「正是《羅拉特法案》將甘地捲進了如火如荼的印度政治風暴之中。從
1919年到
1948年他去世時為止,他一直站在印度鬥爭舞台的中心,是一位以他的國家獨立而告終的偉大曆史戲劇中心的主角。他徹底改變了印度政治舞台的整個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