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憶此事的時候，甘地總想起他在三巴朗被傳訊到法庭時發表的聲明，聲明中他曾這樣說：「我到這裡來的動機，是要為人道和國家服務。我並非不尊重合法的當局，而是服從我們生活中更高的法則，那就是良心的呼喚。」
存在將近一年的「三卡塔」制度終於被廢止了。一向遭受壓迫的農民現在多少可以抬頭了。甘地本想在這裡久住一段時間，多為農民作些建設性工作，多開設一些學校。但是正如他自己說的，上帝不允許他作出這樣的安排，新的任務在等待着他。
三巴朗鬥爭，實際上是甘地在印度所領導的第一次群眾性鬥爭。這次鬥爭是直接針對歐洲種植者所進行的。
當時，國大黨最為活躍的是三位人物，他們是提拉克、貝桑特夫人和甘地。提拉克以雄辯的口才到處旅行演講宣傳自治運動；貝桑特夫人則以她創辦的《新印度報》、《公益報》等陣地，宣傳自治運動；甘地則以真誠的感情和不屈的意志在三巴朗從事非暴力抵抗的實踐。不過，國大黨的這幾位領導人物只有甘地最能與廣大農民保持聯繫，同時為人民群眾所熟悉和瞭解。
年內，英國印度殖民大臣張伯倫被撤職，由孟達古接任。國大黨當即決定，委派一個代表團向總督詹姆士和印度殖民大臣孟達古請願，要求支持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先前提出的改革方案。甘地被選為代表團成員，該團成員還有提拉克、真納、老尼赫魯
莫提拉爾·尼赫魯等。甘地沒有參加這個改革方案的起草，但他仍然十分認真地為改革方案作宣傳。
在他的努力下，古遮拉特數千人聯名簽字呈遞請願書。
不久，國大黨古遮拉特政治會議在多德拉舉行。甘地當選會議主席。甘地當即宣佈，每次會議必須進行例行通過效忠決議的做法取消。甘地說：「這樣的事情沒有任何意義。
誰要責問，就說是我甘地的意見。」
甘地無論在什麼地方，從事什麼活動，無不惦唸著他的真理學院。可是在這年的夏天，真理學院卻遇到了新的困境。原來，真理學院附近的一個小村子突然發生了瘟疫，情況十分嚴重，如有不慎，便會波及真理學院，孩子們的家長整天為此提心吊膽。甘地開始想通過加強衛生工作來防止瘟疫的侵入，但是小環境再幹淨，大環境不行還是等於零。
於是甘地決定搬遷。校址選擇在沙巴瑪迭河畔。這裡既沒有房屋，也沒有樹木，有的只是一片荒野和毒蛇。開始先搭帳篷居住，搭成一個鐵皮廚房，生活異常艱苦。
而且隔這裡不遠處就是一座監獄。甘地不無幽默地告訴大家：「舉行非暴力抵抗的人進監獄是十分正常的命運，經常看到監獄也不無意義。」這個時期，真理學院成員已發展到
40多名，男女老少同舟共濟，同吃大鍋飯。
甘地望着那看不到城市、看不到村莊的荒坡，想：總有一天，我們會有自己的土地。
這裡還需要交待的是，當甘地離開三巴朗不久的時候，他在那裡辦起來的六個村子的學校一個接一個地關閉了。甘地瞭解這一情況之後，深為痛心。
鄉村建設性工作的基礎原來就這麼脆弱。
第九章 絶食相爭現在，甘地要集中精力着手處理阿赫梅達巴紡織廠的勞資糾紛了。
糾紛的起因是由於廠主要削減工人的工資。工人與老闆之間的爭執異常激烈。工廠老闆不肯作出任何讓步，工人們只有採取罷工的辦法進行抗爭。
甘地一接觸這裡的情況，感到有些微妙。老闆曾經與他是關係非常好的朋友。而且他也曾經資助過真理學院。但是甘地又感到工人們的要求是合理的。
他又想採用私下裡運用法律形式仲裁的方法解決這起糾紛。但是老闆不同意仲裁的原則。
於是甘地主張工人們繼續罷工。不過甘地在表明這個觀點之前向工人的領導者提出了四個先決條件。一是絶不用暴力；二是絶不進行破壞；三是絶不依靠施捨；四是不管罷工多久，必須堅定不移，罷工期間，應當用其他正當的勞動維持生活。甘地的要求被工人所接受。
甘地表示堅決支持他們要求生存權利的行動。
參加罷工的工人成千上萬，他們几乎天天舉着寫有「埃克
保證」「埃克」和「遵守誓言」的旗幟，在阿赫梅達巴街頭舉行聲勢浩大的和平遊行。
甘地本人則每天在沙巴瑪河邊一棵大樹下與工人領導人開會商量罷工事宜。
情況開始變得嚴重起來。要求紡織工人不要靠施捨維持生活而降低身價，這個容易辦到。但是給幾千工人解決工作，讓他們能夠養家餬口可不容易。頭兩個星期，工人顯示出了巨大勇氣的自製，每天舉行大規模的集會。
但是過了兩個星期，他們終於表現出了氣餒的跡象，他們的熱情開始減退，士氣逐步低落。開始，甘地經常提醒工人們不要忘記自己的誓言，而工人們總是高聲回答說：「寧死而不食言。」
但是現在情況可不一樣了，罷工工人被饑餓的威脅逼上絶境，脾氣也越來越壞。參加集會的人也越來越少了，那些到會的人臉上也顯然流露出沮喪和絶望的神色。
20天過去了，用甘地的話說，饑餓和廠主的奸細都在製造惡果，魔鬼在偷偷地對人們說，世界上根本沒有願意幫助他們的神，而且，誓言只是弱者的託辭。紡織工人開始出現怨言，說甘地叫我們鬥爭到死都沒有關係，可是我們卻必須挨餓。
甘地深深感到不安。
一天早晨，在罷工工人的集會上，甘地大膽地宣佈了他的決定：「除非罷工工人重新集合起來，繼續罷工直到獲得最後勝利，或者直到他們全部離開紡織廠，我決不接觸任何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