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甘地覺得，一個愛國者無論如何都不會看輕為祖國服務的任何工作。勸別人不動，但是甘地本人也不會被別人輕易勸動。他一直把《紀達經》中的幾句話當作座右銘：盡己之責，雖敗猶可；為人盡責，雖成猶失；盡責而終，非由於疾；別謀他途，徬徨無所。
隨後甘地又到馬德拉斯進行了一次演講，受到狂熱般的歡迎。這是因為巴拉桑達拉姆事件激發了聽眾的情感。他帶去的那本名叫《綠皮書》的小冊子第二版，在這裡搶購一空。這種場面他還是第一次見到。
在這裡，甘地還接觸了《馬德拉晚報》、《印度教徒報》的負責人，他們都對甘地的行為深表同情和支持。
在國內期間，甘地還拜會了國大黨激進派領袖羅卡羅尼亞·提拉克。這 ① 不可接觸者：按照《摩奴法典》劃分的最低賤的階層，被稱之為「不可接觸者」或「殘民」。
位甘地傾慕已久的領袖人物對甘地說了很多鼓勵的話。與提拉克會晤之後，甘地又去拜見了國大黨溫和派領袖戈克利。兩人一見如故。
正當甘地在國內積極為南非鬥爭呼籲的時候，南非發來電報，催甘地「速歸」。那裡的印度僑民急切地盼着他去繼續領導他們。這年
12月，他帶著妻子和兩個孩子以及寡姐的兒子乘船再次向南非進發。
這次乘的船是直達納塔耳的，整個航程只要
18天。誰都沒有想到，在離納塔耳只有四天航程的海上，他們遇到了一場可怕的風暴。船仍在行進，爆裂聲和巨浪聲響個不停，使人毛骨悚然，隨時都有沉沒的危險。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船在杜爾班港口拋了錨。
也許真是上帝的安排。這一錨拋下水去，麻煩立即就從天而降。船被勒令隔離五天，理由是孟買還在閙瘟疫，而瘟疫病菌最長生存期為
23天。這還不算。
杜爾班的白人聽說甘地也在船上，每天都在港口舉行大會，用一些威脅的言辭嚇唬甘地，企圖要把這條船打回印度去。達達·阿布杜拉公司並沒有被港口的騷動嚇倒。他們仍然派人到港口迎接甘地一行；甚至有人答應以賠償公司的損失為條件阻止船靠岸，但公司不聽這一套，下決心不惜任何代價讓船靠碼頭、乘客登岸。公司人員在岸上與船上的甘地保持着密切聯繫。
23天期滿，船獲准入港，乘客准許上岸。船長艾斯坎比先生告訴甘地，最好是黃昏時候上岸，因為岸上的白種人對他發表《綠皮書》非常惱火，白天上岸恐有危險。但是不到半小時，公司的律師勞頓先生上了船，他希望帶甘地一家現在就走。甘地同意。
為了保證安全，勞頓先生安排甘地夫人及孩子先坐車上羅斯敦濟先生家去，他與甘地徒步跟在後面。
剛一上岸，甘地就被幾個白人青年認出來。他們一邊惡毒地喊着甘地的名字，一邊一窩蜂似地圍追過來。勞頓先生怕甘地吃虧，趕緊叫了一輛人力車。未等上車，那些青年掀開勞頓，瘋狂地用石頭、磚頭、臭蛋向甘地投擲，還有人搶走了甘地頭上的頭巾，並打的打，踢的踢。
甘地被打昏過去。這時人越來越多，死活都不肯放過甘地。他剛醒過來抓住一根欄杆想站起來，又被一陣粗暴的亂打打倒在地。這時恰好有個認得甘地的警官妻子路過此地，見到這種情景，打開手中的雨傘，站在人群與接近死亡的甘地之間，加以阻擋，暴行才算停止。
這時警察也趕到了。甘地被打得頭破血流，遍體鱗傷。
警察立即把他送到羅斯敦濟家裡。然而暴徒們仍不肯罷休，很快又把羅家圍了起來，高喊要吊死甘地。警察只好讓甘地穿上警察制服悄悄離開此地。
事情過後，很多人都動員甘地向法院控告那些歹徒。一些報館也紛紛派記者採訪。甘地總是表示自己的原則是不泄私憤，因此不打算控告任何人。
他認為控告那些青年人沒有什麼用處，因為他們是輕信了別人的挑唆，以為甘地這次回印度發表了許多對南非白人不恭的話，傷害了納塔耳白人的名譽，但是真相總有一天會大白於天下，到了那時，這些人會自慚形穢。甘地把自己的這個態度寫成了書面聲明，交報館發表。三四天之後，甘地安頓好家，開始投入工作。甘地的寬宏大量顯示為一種仁義和剛強，提高了甘地的地位和印僑組織的聲譽。
那些暴徒同時受到了社會各界的譴責。
甘地本來已有兩個兒子，到了南非又增加兩個。他實在不想再有孩子了。
按照印度教規所定，男女之情只能為生兒育女而起，否則就是褻瀆神靈。這時他產生「禁慾」的想法。但是青年律師也承認，在下定決心禁慾之後，也還多次出現過反覆，用他自己的話說，「也還有過幾次失敗」，儘管與妻子是分床而臥。甘地認為這大概與自己的意志薄弱相關，缺乏信心。
一直到
1906年甘地才正式立下誓言。向妻子通報了自己的誓言後，妻子表示理解並完全贊成。從此，甘地要麼絶食，要麼節食，要麼只吃一點新鮮水果和堅果，以保證禁慾誓言的徹底奉行。
但是誓言為誓言，困難為困難。人都是有感情的，講感情時難免有衝動。
其實這也是聖賢常情。甘地後來認識到單靠人力自身的控制難以達到真正禁慾境界，只有以上帝的名義和他的恩賜才是立志禁慾者最後的源泉。《薄伽梵歌》的諄諄訓教，實際上成了甘地超越苦難的方舟。他很相信《薄伽梵歌》這麼幾句話：色之於味，如影隨形；色離絶欲之人，味絶深道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