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于晚上
9點左右到達納塔耳省馬利茲堡。這裡上來一個大腹便便的乘客，他一看甘地是個有色人種，馬上板起臉來，他的身後跟着兩個官員，不露聲色，一言不發。對甘地說：「你跟我來，你必須到貨車廂裡去。」
「可是我有頭等車票呀。」甘地解釋說。
「那不算數，”另一個粗暴地說，“我告訴你，你必須到貨車廂裡去。」
甘地毫無懼色地說：「我也告訴你，我必須坐到目的地！」那幾個蠻橫無理的人見講不過甘地，便找來了警察。身材高大的警察一來不分青紅皂白像抓小鷄一樣提起甘地就往下丟，把他的行李也全部扔下車來。火車響起揶揄的汽笛聲，在茫茫的夜色中開走了。留下一陣悲風陪伴着孤零零地被無情地拋在站台上的甘地。
候車室內，他靜坐一夜。隆冬季節，天氣寒冷。外衣放在行李裡，甘地本想打開行李取件外衣禦寒，又怕遇到了新的麻煩和新的侮辱，只得雙手抱胸，龜縮身軀抖抖索索地祈禱。
第二天早晨，甘地打了一個電報給鐵路局長，抗議這種野蠻行徑，並且通知了阿布杜拉賽。阿布杜拉賽立即去見了局長，但局長認為鐵路當局這種做法是正當的，不過他簽名通知各路站長保證甘地平安抵達目的地。阿布杜拉賽同時通知了當地的一些商人到車站來幫助甘地。他們找到甘地之後，大家都訴了一通苦。
甘地遇到的這件事，在他們看來，小巫見大巫，還算不得什麼大不了的事。他們在南非多年，遇到的不公平待遇已經數不勝數了。
果然，接下來更多的苦頭還在等着遠道而來的年輕律師。
坐了一段火車之後，到達查理斯城。從查理斯到約翰內斯堡需改乘馬車。
麻煩再次突如其來。驛站經紀人把甘地從馬車廂里拉出來，說他的票取消了。
不管甘地如何辯駁，對方都不聽，因為這個經紀人把甘地看成了印度的「苦力」，認為印度苦力與白人坐在一個馬車廂裡是痴人做夢、不可思議的事。
於是甘地被強行安排在馬車廂外的一個座位上。甘地明知道是一種明目張膽的侮辱，但是他下決心忍住了。他知道，如果提出抗議，說不定馬車都坐不上，這樣就會無休止地耽誤行程。到時候吃虧的還是自己。
馬車慢條斯理地走到了下午。小站稍息。車上的領班這時從馬車廂裡出來抽菸，又要強占甘地的座位。他從車頭那裡拿了一塊骯髒的麻布鋪在腳踏板上，要甘地坐在踏板上。
欺人太甚！甘地實在無法忍受下去了，態度強硬地說：「你要我坐在你的腳下，辦不到！」手腳粗大的領班二話不說，走過來揪住甘地的衣領，使勁扇了甘地幾記耳光。打得甘地眼冒金星，頭昏耳鳴。打過之後，他還要把甘地拉下車去。
甘地使勁抓住馬車的銅欄杆，才不至于被拉下來。車上所有乘客目睹了這一暴虐行徑。其中有幾個乘客看不過去了，便勸解道：「算了，別打他了。就讓他坐那裡吧，如果不讓他坐那裡，就讓他進車廂裡來吧！」但是這個領班仍然又拉又打又罵，甚至嚇唬道：「到下一站，你看我的厲害！」馬車一路顛簸，甘地一路心驚肉跳。
不知下一站還會怎樣，只有請上帝保佑了。
到了下一站，天已黑實。甘地看到了幾個印度人向馬車走來，他懸在空中的心才開始踏實一點。這幾個人恰恰是奉命前來接送甘地的。甘地把這件事情通知了驛站公司的代理人。
不管它有沒有用，都應當表明自己的態度，不能坐守待斃。不爭取自己的權利，不為這種權利作鬥爭，印人的命運是不可能奇蹟般發生變化的。甘地感到了出征南非的責任。
到達比勒托利亞後，甘地為辦案作準備。這個案子是由商業交易而引起，問題複雜，涉及到很多法律常識。實際上原告和被告雙方都聘請了最有才華的律師和法律顧問。甘地的具體任務是為律師準備原告案內和挑選一些有助于案子的事實。
甘地對這個案子興趣非常之濃，把全部精力都投入進去，工作做得很賣勁很出色。實際上，原告和被告雙方都是親戚。雙方雖然都想通過法庭弄個水落石出，但是雙方也的確都希望快點了結這樁事情。案子本身有利於原告達達·阿布杜拉，事實極為有力，法律依據也很充分。
甘地又去找了被告鐵布賽，勸他找人仲裁。甘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為他們二人和解。
在仲裁人面前，原告、被告各自申述案子，結果達達·阿布杜拉勝訴。但是甘地又考慮到要鐵布賽一次性賠款
37000英鎊似乎不可能。於是他又動員達達·阿布杜拉同意分期付款。雙方同意。
結果二人重歸於好。大家對這個案子的結果非常滿意。甘地也為這次成功感到喜出望外。從這個案子中，甘地真切地體會到了按法律辦事的力量所在。
在他以後
20年的律師生涯中，他都吸收了這次的經驗，以法律為依據，儘可能在私下裡解決雙方的糾紛和矛盾，而且儘可能使雙方和好如初。
在辦理這個案子的過程中，甘地接觸了本案的律師阿·伍·貝克。貝克先生在當地享有盛名，且對宗教事業十分熱心，是個虔誠的而且很有學問的基督教徒。甘地在英國留學時就對宗教有極大的興趣，因此，兩人一見如故，共同的語言、共同的事業、共同關心的話題，使他們成為要好朋友。貝克還為甘地介紹了許多宗教界的朋友，經常與他們一起參加宗教活動，交換讀書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