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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從一開始,這個部門還有點像現代社會中的戶訪員,善意地把福特倡導的小康清教徒式的清規戒律和「道德良知」灌輸給工人及其家庭的話,那麼到了後來則變成了飛揚跋扈、專門監視和控制工人的專制工具。其工作人員也成了蒐集工人的傳聞、流言的專家。工人的妻子兒女經常為了要證明丈夫或父親的清白而被招到工廠來作證,一時間,工廠流言四散、人心惶惶、工人和僱員之間充滿了猜疑和不信任。加上極高的勞動強度和單調乏味的工作,使得許多工人都不得不離開了福特工廠而另謀出路。留下來的工人每天都在福特的生產流水線上奔命。一名工人回憶說:「我天天都在跟時間賽跑,要跟上生產進度表的唯一方法就是在
8小時內不喘氣地工作。沒有午休時間,沒有盥洗時間,也沒有磨刀具的時間。」
1914年
1月,一名工人的妻子寫信給亨利·福特說:「上帝呀,我丈夫下班後回家連飯都顧不上吃就癱倒在床上……福特先生,別再這樣下去了,一天五美元的工資雖然誘人,可我們實在掙不起呀!你的傳送帶比奴隷主的皮鞭還厲害!!」
「福特先生,您的五美元工作日制度確實是人道主義的典範!」一天,福特的好友、博物學家約翰·巴勒斯看了報紙上大肆宣揚的福特公司的新制度後來到工廠,當面讚揚福特的「義舉」。而福特在眾人面前只是微笑不語。後來,他在私下裡悄悄對巴勒斯說:「對我來說,這只不過是一筆好生意罷了,因為憑藉這種制度我得到了工人中的精華。」
1915年
1月,福特來到聯邦工業關係委員會,回答關於五美元工作制和公司的福利等方面的質詢,他露骨地說:「沒有補償的事情,我一分錢也不掏。」可見,連福特本人都知道他的新工作制對工人和對福特公司意味著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