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四嫂子「前年」死夫，二三年來她在代代相傳的封建道德囹圄中生活處世。她是個很符合規範的「節婦」……這不能怪她無知，也不該說她懦弱，則是她的不幸。幾千年的封建禮教的鐵屋子，把她幽閉在這黑牢房中，她不知道外面有和煦的陽光、新鮮的空氣。她以為在這個禮教的畸形的反人性的模子裡生活，是天經地義的。這種現狀的本身，就說明了她已經在這「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的磨盤下碾轉着，過着煉獄般的淒苦的生活。這是一種慢性謀殺和精神凌遲……這種慘苦的生活之所以還未能壓碎單四嫂子的心，是因為她還能用「明天」的希望，和這種千鈞重壓相抗衡，她還能頂住這巨大的壓力而處于相持狀態。她的「明天」就是三歲的寶兒，孤兒寡婦，相依為命，更何況童稚的寶兒對她說：「媽！爹賣餛飩，我長大了也賣餛飩，賣許多錢——我都給你。」這是單四嫂子浸泡在黃連般的生活中的惟一的「糖分」，是在漫漫長夜中惟一的「炬火」……
可是寶兒死了，惟一的精神擎天柱摧折了，單四嫂子心頭的炬火被這陣暴風驟雨所熄滅，她失去了希望，她沒有了「明天」。
她像一隻河蚌失去了堅硬的蚌殼一樣，軟體的肉體就徹底暴露了，他們就能猛撲上去，成為最理想的弱肉強食的對象。《明天》主要是寫……這個「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是如何虐殺寶兒的生命，而寶兒是單四嫂子的精神力量的泉源，他們虐殺寶兒就是剝掉單四嫂子的保護層，讓她的柔弱的生命直薄那漆黑的暗夜。
——范伯群曾華鵬《「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屠場中的羔羊》
第二部分 一件小事
我從鄉下跑到京城裡，一轉眼已經六年了。其間耳聞目睹的所謂國家大事，算起來也很不少；但在我心裡，都不留什麼痕跡，倘要我尋出這些事的影響來說，便只是增長了我的壞脾氣，——老實說，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卻於我有意義，將我從壞脾氣裡拖開，使我至今忘記不得。
這是民國六年的冬天，大北風颳得正猛，我因為生計關係，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見人，好容易才僱定了一輛人力車，教他拉到S門去。不一會，北風小了，路上浮塵早已刮淨，剩下一條潔白的大道來，車伕也跑得更快。剛近S門，忽而車把上帶著一個人，慢慢地倒了。
跌倒的是一個女人，花白頭髮，衣服都很破爛。伊從馬路邊上突然向車前橫截過來；車伕已經讓開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沒有上扣，微風吹着，向外展開，所以終於兜着車把。幸而車伕早有點停步，否則伊定要栽一個大斤鬥，跌到頭破血出了。
伊伏在地上；車伕便也立住腳。我料定這老女人並沒有傷，又沒有別人看見，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誤了我的路。
我便對他說，「沒有什麼的。走你的罷！」
車伕毫不理會，——或者並沒有聽到，——卻放下車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來，攙着臂膊立定，問伊說：
「你怎麼啦？」
「我摔壞了。」
我想，我眼見你慢慢倒地，怎麼會摔壞呢，裝腔作勢罷了，這真可憎惡。車伕多事，也正是自討苦吃，現在你自己想法去。
車伕聽了這老女人的話，卻毫不躊躇，仍然攙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詫異，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駐所，大風之後，外面也不見人。這車伕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門走去。
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後影，剎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須仰視才見。而且他對於我，漸漸的又几乎變成一種威壓，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來。
我的活力這時大約有些凝滯了，坐著沒有動，也沒有想，直到看見分駐所裡走出一個巡警，才下了車。
巡警走近我說，「你自己僱車罷，他不能拉你了。」
我沒有思索的從外套袋裏抓出一大把銅元，交給巡警，說，「請你給他……」
風全住了，路上還很靜。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擱起，這一大把銅元又是什麼意思？獎他麼？我還能裁判車伕麼？我不能回答自己。
這事到了現在，還是時時記起。我因此也時時煞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幾年來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時候所讀過的「子曰詩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獨有這一件小事，卻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
一九二○年七月。
解讀
車伕，在作品中是一個正直無私的、具有典型意義的勞動人民，魯迅以簡單的幾筆，就突出地勾勒了這個鮮明的形象。
「我」和勞動人民的車伕形成一個鮮明的對照，是魯迅所要批評的對象……
車伕和「我」的思想矛盾是貫穿全篇的一條線索，從這裡刻畫了兩個人物的不同的性格。車伕的特點是正直、無私、始終如一，魯迅用「毫不理會」、「毫不躊躇」寫出了他的不可動搖的獨立的性格，給人們以非常鮮明的印象。當第一人稱「我」覺得車伕的背影愈走愈高大的時候，讀者也隨着「我」的感情，隨着作者的筆鋒，彷彿真的看到一個高大起來的車伕的背影。從第一人稱「我」的眼裡看出的車伕的行為是動的、發展的。從「停步」，「立住腳」，「放下車子」，「扶」着老女人起來，「立定」等問話，一直到「攙着」她「一步一步」向巡警所駐地走去，給人以一陣緊似一陣的感覺。這種層層緊逼的行動，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我」的思想的改變和開展，緊緊地扣住了「我」的嘀咕、不滿、「詫異」、「異樣的感覺」、「活力」、「凝滯」，以至最後刻骨銘心。
這種描寫不但切合車伕的行動，而且深入肌理地突出了「我」的性格，塑造了一個進步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實際教育中受到感動的栩栩如生的形象。
——唐弢《「小事」不「小」》
第二部分 頭髮的故事
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張隔夜的日曆，向着新的那一張上看了又看的說：
「阿，十月十日，——今天原來正是雙十節。這裡卻一點沒有記載！」
我的一位前輩先生N，正走到我的寓裡來談閒天，一聽這話，便很不高興的對我說：
「他們對！他們不記得，你怎樣他；你記得，又怎樣呢？」
這位N先生本來脾氣有點乖張，時常生些無謂的氣，說些不通世故的話。當這時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語，不讚一辭；他獨自發完議論，也就算了。
他說：
“我最佩服北京雙十節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門，吩咐道『掛旗！』『是，掛旗！』各家大半懶洋洋的踱出一個國民來，撅起一塊斑駁陸離的洋布。這樣一直到夜，——收了旗關門；幾家偶然忘卻的，便掛到第二天的上午。
“他們忘卻了紀念，紀念也忘卻了他們！
“我也是忘卻了紀念的一個人。倘使紀唸起來，那第一個雙十節前後的事，便都上我的心頭，使我坐立不穩了。
“多少故人的臉，都浮在我眼前。幾個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裡一顆彈丸要了他的性命；幾個少年一擊不中，在監牢裡身受一個多月的苦刑；幾個少年懷着遠志，忽然蹤影全無，連屍首也不知那裡去了。——
“他們都在社會的冷笑惡罵迫害傾陷裡過了一生；現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在忘卻裡漸漸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紀念這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