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0頁
如果考察一下那些在理論上維護並鼓勵在英國建立現代信用制度的著作的實際內容，那末，我們所發現的無非是這樣一種要求：生息資本，總之，可供借貸的生產資料，應該從屬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成為它的一個條件。如果我們只是抓住這些著作中的詞句，那末，這些著作同聖西門主義者的銀行幻想和信用幻想一直到用語上的一致，往往會使我們感到吃驚。
象重農學派所說的耕作者[cultivateur]不是指真正種地的農民，而是指大租地農場主一樣，聖西門所說——他的學生也往往這樣說——的勞動者[travailleur]也不是指工人，而是指產業資本家
683和商業資本家。
「一個勞動者必須有助手，有幫伙，有工人；他尋求那種聰明的、能幹的、忠實的人。他叫他們去勞動，而他們的勞動是生產的。」([安凡丹]《聖西門宗教。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學》
1831年巴黎版第
104頁)
總之，我們不要忘記，聖西門只是在他的最後一本著作《新基督教》中，才直接作為工人階級的代言人出現，才宣告他的努力的最終目的是工人階級的解放。他以前寫的所有著作，事實上只是歌頌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反對封建社會，只是歌頌產業家和銀行家，反對拿破崙時代的元帥和法律製造者。把這些著作和同時代的歐文的著作比較一下，就會知道它們之間有多大的差別!【如果馬克思來得及修訂這個手稿，他無疑會把這一段話大加修改。這一段話，是他看到那些前聖西門主義者在法蘭西第二帝國所起的作用有感而發的。
在法國，正是在馬克思寫這段話的時候，這個學派的救世的信用幻想，由於歷史的諷刺，作為規模空前的騙局得到了實現。後來，馬克思說到聖西門，總只是讚美他的天才和博學的頭腦。如果說聖西門在以前的著作中，把資產階級中從事生產的部分算作勞動者，忽視了資產階級和法國剛剛誕生的無產階級的對立，那末，這同傅立葉主張調和資本和勞動的觀點是一致的，這要由當時法國的經濟政治狀況來說明。如果歐文對這個問題的觀點前進了一步，那只是因為他生活在另外一種環境中，即生活在產業革命和階級對立已經尖鋭化的時期。
——弗·恩·】在他的後繼者的著作中，正如剛纔的引文已指出的，產業資本家也仍然是真正的勞動者。如果我們批判地讀讀他們的著作，我們就不會因為他們的信用幻想和銀行幻想的實現無非是前聖西門主義者艾米爾·貝列拉所創設的動產信用公司而感到吃驚，這種形式也只有在法國這樣一個信用制度和大工業都還沒有發展到現代水平的國家，才會流行起來。在英國和美國，這樣的情況是不可能的。——《聖西門學說。
闡述。第一年。
1828—
1829》(
1831年巴黎第
3版)
684中的下面幾段話，已經包含着動產信用公司的萌芽。顯然，銀行家的貸款可以比資本家和私人高利貸者更便宜。因此，這種銀行家
「給產業家提供的工具比地主和資本家提供的可以便宜得多，也就是說，利息低得多，地主和資本家在選擇借款人時很容易犯錯誤」(第
202頁)。
但是，作者們自己在註解中又說：
「由銀行家在有閒者和勞動者之間作媒介而必然會產生的利益，往往被抵銷，甚至被消滅，因為我們這個無組織的社會使利己主義表現為各種招搖撞騙的行為；銀行家往往鑽到勞動者和有閒者中間，對雙方進行搾取，因而使社會受到損害。」
在這裡，勞動者是指產業資本家。此外，把現代銀行支配的資金，單純看作是有閒者的資金，這是錯誤的。第一，這是產業家和商人以貨幣形式持有的暫時閒置的資本部分，即貨幣準備或尚未使用的資本；所以，是有閒的資本，而不是有閒者的資本。第二，這是一切收入和積蓄中永遠或暫時用於積累的部分。
這兩點對於確定銀行制度的性質具有重大意義。
但是，決不要忘記，第一，貨幣——貴金屬形式的貨幣——仍然是基礎，信用制度按其本性來說永遠不能脫離這個基礎。第二，信用制度以社會生產資料(以資本和土地所有權的形式)在私人手裡的壟斷為前提，所以，一方面，它本身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到它所能達到的最高和最後形式的動力。
銀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組織和集中來說，正如早在
1697年出版的《對英格蘭利息的幾點看法》一書已經指出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最精巧和最發達的產物。因此，象英格蘭銀行這樣的機構，對商業和工業擁有極大的權力，雖然商業和工業的現實運動仍
685然完全處在它的領域之外，而它對於它們的現實運動也是採取被動的態度。當然，銀行制度造成了社會範圍的公共簿記和生產資料的公共的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我們已經知道，單個資本家或每個特殊資本的平均利潤，不是由這個資本直接佔有的剩餘勞動決定的，而是由總資本佔有的剩餘勞動總量決定的，每個特殊資本僅僅是按照它在總資本中所占的比例從這個剩餘勞動總量中取得一份股息。資本的這種社會性質，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有了充分發展時才表現出來並完全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