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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貸在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切生產方式中所以有革命的作用，只是因為它會破壞和瓦解這些所有制形式，而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礎和它們的同一形式的不斷再生產上的。在亞洲的各種形式下，高利貸能夠長期延續，這除了造成經濟的衰落和政治的腐敗以外，沒有造成別的結果。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其他條件已經具備的地方和時候，高利貸才表現為形成新生產方式的一種手段；這一方面是由於封建主和小生產遭到毀滅，另一方面是由於勞動條件集中為資本。
在中世紀，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一般的利息率；教會本來就禁止任何放債取息的行為。法律和法庭對於借貸很少給予保障。因此在個別場合，利息率就更高。由於貨幣的流通量少，而在大多數支付上必須使用現金，所以就不得不去借錢，而且票據業務越是不發達，情況就越是這樣。
那時利息率相差很懸殊，關於高利貸的概念差別也很大。在查理大帝時代，收取
100％的利息，被認為
675是高利貸。
1344年，在博登湖畔的琳道，本地市民收取
2162/
3%的利息。在蘇黎世，評議會規定
431/
3%為法定利息。在意大利，有時必須支付
40%的利息，雖然從十二世紀到十四世紀，普通的利息率不超過
20％。
維羅那規定
121/
2％為法定利息。弗裡德里希二世皇帝規定
10％的利息率，但只是給猶太人規定的。他是不屑替基督徒說話的。早在十三世紀，
10％已經是德國萊茵區的普通利息率了。
(休耳曼《中世紀城市》第
2集第
55—
57頁)
高利貸資本有資本的剝削方式，但沒有資本的生產方式。在資產階級經濟中，在一些落後的產業部門或拒絶採用現代生產方式的產業部門，這種關係也會重新出現。例如，如果我們想把英國的利息率和印度的利息率比較一下，那末就不要採用英格蘭銀行的利息率，而要採用比如那些把小機器租給家庭工業小生產者的人所收取的利息率。
高利貸同消費的財富相反，它本身是資本的一個產生過程，所以在歷史上是重要的。高利貸資本和商人財產促進了不依賴于土地所有權的貨幣財產的形成。產品的商品性質越是不發達，交換價值越是沒有佔領生產的全部廣度和深度，貨幣就越是表現為真正的財富本身，表現為一般財富，而和財富在使用價值上的有限表現相對立。貨幣貯藏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
撇開作為世界貨幣和貯藏貨幣的貨幣不說，貨幣特別是在支付手段的形式上表現為商品的絶對形式。並且特別是貨幣的支付手段職能，使利息從而使貨幣資本得到發展。窮奢極欲的富者所要的，是作為貨幣的貨幣，是作為購買一切東西的手段的貨幣。(也是作為償還債務的手段。
)而小生產者需要貨幣，卻首先是為了支付。(對地主和國家交納的實物租和實物貢賦轉化為貨幣租和貨幣稅，在這裡具有重要的作
676用。)在這兩個場合，貨幣都是作為貨幣使用的。另一方面，貨幣貯藏只有在高利貸中才是現實的，才會實現它的夢想。貨幣貯藏者所要的，不是資本，而是作為貨幣的貨幣；但是通過利息，他把這種貯藏貨幣轉化為資本，轉化為一種手段，他依靠這種手段佔有全部或部分剩餘勞動，以及一部分生產條件本身，雖然對他來說這種生產條件名義上仍然是別人的財產。
高利貸好象是生活在生產的縫隙中，象伊壁鳩魯的神生活在世界的空隙中一樣。商品形式越沒有成為產品的一般形式，貨幣就越難獲得。因此，高利貸者除了貨幣需要者的負擔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別的限制。在小農民和小市民的生產中，貨幣作為購買手段來使用，主要是在勞動者由於偶然的事故或意外的變化喪失了生產條件的時候(在這些生產方式中，勞動者多半還是這些生產條件的所有者)，或者至少是在勞動條件不能由通常的再生產過程得到補償的時候。
生活資料和原料是這些生產條件的基本部分。如果它們漲價，它們就不可能由出售產品所得的貨款來補償，就象單是歉收就使農民不能用實物來補償他的谷種一樣。羅馬貴族不斷進行戰爭，強迫平民服兵役，阻礙了他們的勞動條件的再生產，因而使他們淪為貧民(在這裡，貧困化，即再生產條件的萎縮或喪失，是主要的形式)而終於破產。正是這些戰爭使羅馬貴族的倉庫和地窖裡藏滿了掠奪來的銅即當時的貨幣。
貴族不是把平民所需的商品如穀物、馬、牛等等直接給他們，而是把對自己沒有用處的銅借給他們，而利用這個地位來搾取驚人的高利貸利息，使平民變為自己的債務奴隷。在查理大帝統治下，法蘭克的農民也是因戰爭而破產的，他們除了由債務人變為農奴外，再沒有別的出路。在羅馬帝國，大家都知道，饑荒逼迫自由民出賣兒女和出賣自身去給富人當奴隷的現象是經
677常發生的。以上所說的是一般的轉折點。如果就個別情況來說，那末，小生產者是保持還是喪失生產條件，則取決於無數偶然的事故，而每一次這樣的事故或喪失，都意味着貧困化，使高利貸寄生蟲得以乘虛而入。對小農民來說，只要死一頭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規模來重新開始他的再生產。
這樣，他就墜入高利貸者的擺佈之中，而一旦落到這種地步，他就永遠不能翻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