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8頁
即使葛尼之流肆無忌憚地利用營業上的困難狀況自肥，英格蘭銀行卻不能同樣自由地這樣做，但它仍然可以取得十分可觀的利潤——至于自然而然落到那些有特別機會知道一般營業情況的董事先生們手裡的私人利潤就更不用說了。按照
1817年恢復兌現時對上院委員會提出的報告，英格蘭銀行在
1797年到
1817年這整個時期內獲得的利潤如下：
紅利和追加股息………………………
7451136
分配給股東的新股……………………
7276500資本的增值……………………………
14553000合計
29280636這是
11642400鎊資本在十九年中獲得的利潤總額。(丹·哈德卡
617斯耳《銀行和銀行家》
1843年倫敦第
2版第
120頁)如果我們按照相同的原則來估計也是在
1797年暫停兌現的愛爾蘭銀行的總利潤，我們就會得到如下的結果：
1821年到期的股息………………………………
4736085申報的紅利………………………………………
1225000資產的增加………………………………………
1214800資本的增值………………………………………
4185000合計
11360885這是
300萬鎊資本所獲的總利潤(同上，第
363、
364頁)。
再談談集中!那種以所謂國家銀行為中心，並且有大貸款人和高利貸者圍繞在國家銀行周圍的信用制度，就是一個巨大的集中，並且它給與這個寄生者階級一種神話般的、不僅周期地消滅一部分產業資本家，而且用一種非常危險的方法來干涉現實生產的權力——而這伙匪幫既不懂生產，又同生產沒有關係。
1844年和
1845年的法令，就是這伙包括金融業者和證券投機家的匪幫的權力日益增加的證據。
如果有人不相信，這伙高貴的匪幫，只是為了生產和被剝削者自身的利益，而對國內和國際的生產進行剝削，那就請他讀一讀下面這段話，認識一下銀行家的高尚的道德品質吧：
「銀行制度是宗教的和道德的制度。青年商人不是往往由於害怕被他的銀行家的警戒的、非難的眼睛看見而不敢結交吃喝玩樂的朋友嗎‧他渴望博得銀行家的好評，總是表現得規規矩矩!銀行家皺皺眉頭，也比朋友的忠告對他的作用更大；他總是提心吊膽，怕人說他是在騙人，或者有一點點不老實，以致引起懷疑，因而可能使銀行家限制甚至取消對他的貸款！對他來說，銀行家的話比牧師的話更為重要。」(蘇格蘭銀行董事喬·貝爾《股份銀行業哲學》
1840年倫敦版第
46、
47頁)
618第三十四章 通貨原理和
1844年英國的銀行立法
{李嘉圖從貨幣價值對商品價格的關係上所提出的貨幣價值的理論，已經在以前的一部著作中研究過了；所以在這裡，我們可以只是就最必要的地方說一下。按照李嘉圖的說法，貨幣——金屬貨幣——的價值是由物化在其中的勞動時間決定的，但只有在貨幣的數量同要交換的商品的數量和價格保持適當比例的時候才是這樣。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如果貨幣量超過這個比例，貨幣價值就會降低，商品價格就會提高；如果貨幣量降到這個適當比例以下，貨幣價值就會提高，商品價格就會降低。在第一個場合，金過剩的國家，會把跌到價值以下的金輸出，並把商品輸入；在第二個場合，金就會流往金的估價高於其價值的國家，而估價低的商品就會從那裡輸往它能獲得正常價格的其他市場去。
既然依照這些假定，“金本身不論是鑄幣或是條塊，都能變成大於或小於它自己金屬價值的一個金屬價值的價值符號，那末顯而易見，流通中的可兌銀行券也有同樣的命運。雖然銀行券可以兌換，也就是它的實在價值符合于名義價值，但是由金和銀行券構成的流通中的貨幣總量可以升值或貶值，這要看這一總量由於上述原因，升到由流通中商品交換價值和金的金屬價值所決定的水平之上或降到這一水平之下而定……這種貶值不是紙幣對於金的貶值，而是紙
619幣和金共同的貶值，或一國流通手段總量的貶值，這是李嘉圖的主要發現之一；奧維爾斯頓勛爵之流利用了這一發現，把它用作
1844年和
1845年羅伯特·皮爾爵士銀行立法的基本原理。”(《政治經濟學批判》第
155頁)
前書對李嘉圖這個學說的錯誤已經作了論證，這些論證用不着在這裡重複。使我們感到興趣的只是，把上述皮爾銀行法強加於人的這一派銀行理論家，是用什麼方法對李嘉圖的這些教條進行加工的。
“十九世紀的商業危機，特別是
1825年和
1836年的大危機，並沒有使李嘉圖的貨幣學說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但是確實使它得到新的應用。這已經不再是個別的經濟現象，象休謨那時候的十六、十七世紀的貴金屬貶值，或者象李嘉圖那時候的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期的紙幣貶值，而是使資產階級生產過程中的一切因素的矛盾都爆發出來的世界市場大風暴；人們從這個生產過程的最表面和最抽象的領域即貨幣流通的領域中去尋找這種大風暴的根源和抵禦它的方法。這個經濟氣象學派所依據的真正的理論前提，實際上不過是以為李嘉圖已經發現了純粹金屬流通規律這一信條。留給他們去做的，是使信用券或銀行券流通也從屬於這個規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