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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貨幣緊迫時期，對借貸資本的需求，就是對支付手段的需求，決不是什麼別的東西，決不是對作為購買手段的貨幣的需求。同時，利息率能夠提得很高，而不論現實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是過剩還是不足。只要商人和生產者能夠提供可靠的擔保品，對支付手段的需求，就只是對轉化為貨幣的可能性的需求；如果不是這樣，就是說，如果支付手段的貸放不僅給他們提供貨幣形式，而且也把他們所缺少的任何一種形式的用來支付的等價物提供給他們，那末，對支付手段的需求就是對貨幣資本的需求。正是在這一點上，流行的危機理論爭論的雙方各有正確和錯誤的地方。
斷言只缺少支付手段的人，要麼他們眼中只看到那些擁有可靠擔保品的人，要麼自己就是這樣一些蠢人，他們認為銀行有義務也有權力用紙票把所有破產的投機家變為有支付能力的穩健的資本家。斷言只缺少資本的人，要麼只是玩弄字眼，因為正是這時，由於輸入過剩、生產過剩，有大量不能轉化成貨幣的資本存在，要麼他們說的就只是那些信用騎土，這些人現在實際上已經處于再也得不到別人的資本來經營業務的境地，因此要求銀行不僅幫助他們補償喪失的資本，而且使他們能夠繼續進行投機活動。
貨幣作為獨立的價值形式和商品相對立，或者說，交換價值必須在貨幣上取得獨立形式，這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而這所以可能，只是因為某種特定的商品成了這樣的材料，所有其他商品都用它的價值來衡量，它也因此成了一般的商品，成了一種同一切其他商品相對立的真正的商品。這一點必然會在兩方面顯示出來； 而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更是這樣，在那裡，貨幣在很大程
584度上一方面為信用經營所代替，另一方面為信用貨幣所代替。在信用收縮或完全停止的緊迫時期，貨幣將會突然作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價值存在，絶對地和商品相對立。
因此，商品會全面跌價，並且難於甚至不可能轉化為貨幣，就是說，難於甚至不可能轉化為它們自己的純粹幻想的形式。但是，另一方面，信用貨幣本身只有在它的名義價值額上絶對代表現實貨幣時，才是貨幣。在金流出時，它兌換成貨幣的可能性，即它和現實的金的同一性，就成問題了。為了保證這種兌換的條件，就採取了各種強制性的措施，例如提高利息率等等。
這種做法，可以由於錯誤的立法或多或少地被導致極端，這種立法是以錯誤的貨幣學說為依據，並且為了貨幣經營者奧維爾斯頓之流的利益而強加于國家的。但是信用貨幣的這個基礎是和生產方式本身的基礎一起形成的。信用貨幣的貶值(當然不是說它的只是幻想的貨幣資格的喪失)會動搖一切現有的關係。因此，為了保證商品價值在貨幣上的幻想的、獨立的存在，就要犧牲商品的價值。
一般說來，只要貨幣有保證，商品價值作為貨幣價值就有保證。因此，為了幾百萬貨幣，必須犧牲許多百萬商品。這種現象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是不可避免的，並且是它的妙處之一。在以前的生產方式中沒有這種現象，因為在它們藉以運動的那種狹隘的基礎上，信用和信用貨幣都還沒有得到發展。
一旦勞動的社會性質表現為商品的貨幣存在，從而表現為一個處于現實生產之外的東西，獨立的貨幣危機或作為現實危機尖鋭化的貨幣危機，就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很清楚，只要銀行的信用沒有動搖，銀行在這樣的情況下通過增加信用貨幣就會緩和恐慌，但通過收縮信用貨幣就會加劇恐慌。全部現代產業史都表明，如果國內的生產已經組織起來，事實上只有當國際貿易平衡暫
585時遭到破壞時，才要求用金屬來結算國際貿易。國內現在已經不需要使用金屬貨幣了，這已由所謂國家銀行停止兌現的辦法所證明。
而且每當遇到緊急情況，這個辦法總是被作為唯一的救急手段來使用。
說兩個人在互相交易上都有支付逆差，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如果他們互相是債務人和債權人，那很清楚，只要他們的債權不能互相抵銷，就餘額說，必然會有一方是另一方的債務人。但國與國之間決不是這樣。所有經濟學家都承認情況不是這樣，他們所依據的論點是：雖然兩國之間的貿易差額最後必須相抵，但支付差額對一國來說還可能是順差或逆差。
支付差額和貿易差額的區別在於：支付差額是一個必須在一定時間內結清的貿易差額。危機把支付差額和貿易差額之間的差別限制在一個短時間內；而在危機已經發生，因而現在支付期限已到的國家，又會有某些情況發展起來，這些情況本身會引起結算時期的縮短。首先是輸出貴金屬；然後拋售委託銷售的商品；輸出商品，以便拋售這些商品，或憑這些商品在國內取得貸款；提高利息率，宣佈廢止信用，使有價證券跌價，拋售外國有價證券，吸收外國資本投到這些已經貶值的有價證券上，最後是宣告破產，以抵償大量債權。這時，還往往要把金屬輸出到已經爆發危機的國家，因為向那裡發出的匯票是沒有保證的，因此最安全的辦法是用金屬支付。
此外還有這一情況：對亞洲來說，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大都同時直接或間接地是它的債務人。一旦上述各種情況對另一個有關國家發生充分的影響，那個國家也會開始輸出金銀，一句話，會出現支付期限，於是會重複同樣一些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