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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半世紀以來,英格蘭人口的絶對增長雖然很大,但是它的相對增長或增長率卻不斷下降。引自官方人口調查的下列表格就可以證明。
英格蘭和威爾士每十年中人口每年增長的百分率:
1811—
18211.
533%
1821—
18311.
446%
1831—
18411.
326%
1841—
18511.
216%
1851—
18611.
141%
711另一方面,現在我們再來看看財富的增長。在這裡,應納所得稅的利潤、地租等等的變動情況是最可靠的依據。
1853—
1864年,大不列顛應納稅的利潤
不包括租地農場主的和若干其他項目的利潤增長
50.
47%
平均每年增長4.58%,而同時期人口約增長
12%。
1853—
1864年,應納稅的地租
包括房屋、鐵路、礦山、漁場等等的地租增加
38%,每年增加
35/
12%,其中增加最快的是下列項目:
1853年到
1864年收入增加
每年增加
房屋………………………
38.
60%
3.
50%
採石場……………………
84.
76%
7.
70%
礦山………………………
68.
85%
6.
26%
鑄鐵廠……………………
39.
92%
3.
63%
漁場………………………
57.
37%
5.
21%
煤氣廠…………………
126.
02%
11.
45%
鐵路………………………
83.
29%
7.
57%
如果把
1853—
1864年這段時間以每四年為一期作一比較,就會看出,收入的增長程度是不斷提高的。例如,利潤的收入,
1853—
1857年期間每年增加
1.
73%,
1857—
1861年期間每年增加
2.
74%,
1861—
1864年期間每年增加
9.
30%。聯合王國應納所得稅的收入總額,
1856年為
307,
068,
898鎊,
1859年為
328,
127,
416鎊,
1862年為
351,
745,
241鎊,
1863年為
359,
142,
897鎊,
1864年為
362,
462,
279鎊,
1865年為
385,
530,
020鎊。
712資本積累的同時伴隨有資本的積聚和集中。雖然英格蘭沒有官方的農業統計材料
愛爾蘭倒有,但是有
10個郡自動提供了統計材料。根據這些統計材料可以看出:
1851年到
1861年,
100英畝以下的租地農場從
31583個減少到
26567個,也就是說,有
5016個合併于較大的租地農場了。
1815年到
1825年,在應納遺產稅的動產中還沒有一份超過
100萬鎊的,但是從
1825年到
1855年,就有了
8份,從
1855年到
1859年
6月,也就是
4年半的時間裡,又有了
4份。
簡單地分析一下
1864年和
1865年的D項所得稅
把租地農場主等等除外的利潤,可以極為明顯地看出這種集中。首先應該指出,這種來源的收入達到
60鎊就要交納所得稅。在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這種應納稅的收入
1864年為
95,
844,
222鎊,
1865年為
105,
435,
787鎊,納稅的人數
1864年在居民總數
23,
891,
009人中是
308,
416人,
1865年在居民總數
24,
127,
003人中是
332,
431人。
713聯合王國的煤產量,
1855年為
61,
453,
079噸,價值
16,
113,
267鎊,
1864年為
92,
787,
873噸,價值
23,
197,
968鎊;生鐵產量,
1855年為
3,
218,
154噸,價值
8,
045,
385鎊,
1864年為
4,
767,
951噸,價值
11,
919,
877鎊。聯合王國的營業鐵路里程,
1854年為
8054哩,投入資本
286,
068,
794鎊,
1864年為
12789哩,投入資本
425,
719,
613鎊。聯合王國的進出口總額,
1854年為
268,
210,
145鎊,
1865年為
489,
923,
285鎊。出口的變動情況如下表:
1847年
58,
842,
377鎊
1849年
63,
596,
052鎊
1856年
115,
826,
948鎊
1860年
135,
842,
817鎊
1865年
165,
862,
402鎊
1866年
188,
917,
563鎊
根據這些為數不多的材料,我們已經可以理解為什麼英國國民中央註冊局局長髮出這樣一種勝利的歡呼了:
714「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趕不上工業和財富的增長」。
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這種工業的直接代表,或這種財富的生產者,即工人階級。格萊斯頓說:
「我國社會狀況最令人感到憂慮的特點之一就是,國民的消費力在下降,工人階級的困苦和貧窮在加劇,而與此同時,上層階級的財富不斷積累,資本不斷增長。」
這位假獻慇勤的大臣
1843年
2月
13日在下院是這樣說的。過了二十年,在
1863年
4月
16日,他在預算演說中又說:
「從
1842年到
1852年,國內應該課稅的收入增加了
6%…… 在從
1853年到
1861年的
8年內,如以
1853年的收入為基礎,則增加了
20%。事實令人驚奇得几乎到了難以置信的程度…… 財富和實力這樣令人陶醉的增長……完全限于有產階級,但是……但是這種增長對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間接的好處,因為它會降低日用消費的價格,——富人雖然更富了,窮人至少也不那麼窮了。不過我不敢斷定窮的極端程度已經縮小」。
多麼拙劣的詭辯!如果說工人階級仍然「窮」,只是隨着他們給有產階級創造的「財富和實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長」而變得「不那麼窮」了,那也就是說,工人階級相對地還是象原來一樣窮。如果說窮的極端程度沒有縮小,那末,窮的極端程度就增大了,因為富的極端程度已經增大。至于說到生活資料價格的降低,那末官方的統計材料,例如倫敦孤兒院的材料卻表明,
1860—
1862年
3年間的生活資料價格平均比
1851—
1853年
3年間上漲了
20%。在隨後的
3年中,即
1863—
1865年,肉類、油類、奶類、糖、鹽、煤以及
715其他許多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格又繼續上漲了。
儘管這些生活資料的價值由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下降了。前面的數據表明,過去買一噸生鐵還不到
3鎊,而現在
30鎊也買不來一噸生鐵。價格的變動規律與價值的變動規律並不是在表面上直接地一致。格萊斯頓在
1864年
4月
7日所做的下一個預算演說,是一首對賺錢事業的進步和因「貧窮」而減色的國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讚歌。
他談到「處于需要救濟的赤貧邊緣」的群眾,談到「工資沒有提高的」行業,最後,他用下面這樣的話概括了工人階級的幸福:
「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純粹是為生存而掙扎」。
不象格萊斯頓那樣受官方考慮的約束的福塞特教授則直截了當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