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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這個地帶，為了滿足需求，就需要有勞動，因此，社會上至少有一
675部分人必須不倦地勞動…… 但是一些不勞動的人卻支配着勤勞的產品。這些所有主所以能夠如此，僅僅歸因于文明和秩序；他們純粹是市民製度的創造物【伊登應當問一下：“市民製度」又是誰的創造物‧他從法律幻想的觀點出發，不是把法律看作物質生產關係的產物，而是相反，把生產關係看作法律的產物。蘭蓋只用「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權」這樣一句話，就把孟德斯鳩幻想的「法的精神」推翻了。】。
因為這種制度承認，除了勞動之外，還可以用別種方法佔有勞動的果實。擁有獨立財產的人所以能夠擁有財產，几乎完全是靠別人的勞動，而不是靠他們自己的能力，他們的能力絶不比別人強；現代庸俗經濟學卻堅持認為他們的能力比別人強。富人不同於窮人的地方，不在於佔有土地和貨幣，而在於擁有對勞動的支配權…… 對窮人適宜的，不是使他們處于卑賤的或奴隷般的地位，而是使他們處于安適和寬鬆的從屬關係，對擁有財產的人來說，他們則應當對於為他們勞動的人擁有充分的影響和權威…… 每一個懂得人類天性的人都知道，這樣一種從屬關係是工人自身安樂所必需的”。這也是現代庸俗經濟學認為工人應當被資本家剝削的出發點。
順便提一下，在亞當·斯密的學生中，只有弗·摩·伊登爵士在十八世紀有過某些重要的成就。【假如讀者想提醒我們不要忘了
1798年發表《人口原理》的馬爾薩斯，那我也要提醒你們：他這本書最初的版本不過是對笛福、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唐森、富蘭克林、華萊士等人的小學生般膚淺的和牧師般拿腔做調的剽竊，其中沒有一個他獨自思考出來的命題。這本小冊子所以轟動一時，完全是由黨派利益引起的。法國革命在不列顛王國找到了熱情的維護者；「人口原理」是在十八世紀逐漸編造出來的，接着在一次巨大的社會危機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揚為對付孔多塞等人學說的萬無一失的解毒劑，英國的寡頭政府認為它可以最有效地撲滅一切追求人類進步的熱望，因而報以熱情的喝采。
馬爾薩斯對自己的成功大為驚奇，於是着手把一些表面地拼湊起來的材料塞進原來的模型中去，又添加了點新東西，不過這些東西不是馬爾薩斯發現的，而只是被他據為已有的。——順便提一下，馬爾薩斯雖然是英國國教高教會派的牧師，但他曾立過修道士終身不婚的誓言。這正是取得新教派的劍橋大學的特待校友資格的條件之一。「本會會員不得結婚。
一旦娶妻，即不再為會員。」(《劍橋大學委員會報告》第
172頁)這種情況使馬爾薩斯區別于其他新教牧師而處于有利的地位，因為其他新教牧師
676拋棄了天主教關於教士終身不婚的聖誡，並且力言「滋生繁殖」是他們特殊的聖經使命，以致到處為人口的增殖作出極不體面的貢獻，而同時卻又向工人宣講「人口原理」。能說明問題的是：經濟學上拙劣地仿造出來的原罪，亞當的蘋果，「迫不及待的情慾」，唐森牧師風趣地稱之為「要把邱比特的箭弄鈍的各種障礙」——這個微妙的問題過去和現在都是由新教神學或不如說新教教會的老爺們所壟斷。除了威尼斯的僧侶奧特斯這位有創見有才智的著作家外，大多數人口論者都是新教牧師。
例如：布呂克納，他
1767年在來頓出版的《動物界論》一書詳盡無遺地論述了現代人口理論，而該書的思想是由魁奈同自己的學生老米拉波對這一題目的一次短暫爭論所提供的，後來就是華萊士牧師、唐森牧師、馬爾薩斯牧師及其學生托·查默斯大牧師，至于這一派的一些次要的牧師文人，那就根本不用談了。最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是象霍布斯、洛克、休謨一類的哲學家，以及象托馬斯·莫爾、坦普爾、薩利、德·維特、諾思、羅、范德林特、康替龍、富蘭克林一類的實業家和政治家，而特別在理論方面進行過研究並獲得巨大成就的，是象配第、巴爾本、孟德維爾、魁奈一類的醫生。甚至在十八世紀中葉，一位當時著名的經濟學家，牧師塔克爾先生，還曾為他自己研究錢財而進行過辯解。後來，正是隨着「人口原理」的出現，新教牧師的喪鐘敲響了。
把人口看作財富的基礎，並且和亞當·斯密一樣是牧師們不可調和的敵人的配第，似乎預料到了這些拙劣的干涉，因此說道：「教士最守苦行時，宗教最繁榮，正如在律師餓死的地方，法律最昌明一樣」。配第勸告新教的牧師們：如果你們不願再追隨使徒保羅，不願終身不婚來「禁慾」，「至少不要生出多於現有牧師俸祿所能吸收的牧師，也就是說，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只有
12000份牧師俸祿的時候，要是生出
24000個牧師，那是不明智的，因為
12000個無以為生的人總要設法自謀生計。為此他們走向民間，向人們遊說：那
12000個受俸牧師在毒害人們的靈魂，使這些靈魂餓死，把他們引入歧途，使他們無法升入天國。除了這樣做而外，難道還能有什麼別的更容易謀生的方法嗎？」現代庸俗經濟學家們應當好好對待這個給牧師們的勸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