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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賽亞·伯林爵士認為，羅斯福屬於像赫爾岑·米拉波以及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這類貴族改革者之列。「他們心胸開闊，慷慨大方，而且首先是表現出貴族教育培養出來的那種明智的開朗性格」，他宣稱，「與此同時，他們在理智上支持一切即將出現的進步的、反抗的、新生的和未經試驗的事物……」在許多方面，羅斯福同本傑明·迪斯雷利相似。他們都是貴族——羅斯福出身于貴族家庭，迪斯雷利靠個人奮鬥成了貴族，他們都為改革而鬥爭。他們都具備演員的天資，並給政治帶來色彩和刺激。
他們的動機與其說是原則，倒不如說是對政治鬥爭的無限熱情。他們都喜歡權力，為取得和利用權力而巧妙地施展手法。他們都被攻擊為裝腔作勢的人，他們既受到人們的敬仰，又受到人們的憎恨。最重要的是，這位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都明白，政治手腕的高峰是打着遵守不可改變的原則的幌子掩蓋政策的變化。
羅斯福進入白宮意味着「新政」的開始，這不僅對國家來說是這樣，對新聞界來說也是這樣。他一當上總統，就宣佈要改變沃倫·哈定定下的書面提問的規矩。但是未經他許可，不准任何人直接引用他的話，羅斯福和新聞界的關係與赫伯特·胡佛和新聞界的關係形成明顯的對照。當蕭條越來越嚴重的時候，胡佛對來自社會人士批評的反應是不願向新聞界提供消息，這使得來訪記者的工作更加困難。
羅斯福因為平易近人、有問必答並對記者的心理十分瞭解，所以很快贏得了他們的敬重和欽佩。就像他和白宮工作人員的關係那樣，他很快就和經常採訪白宮消息的記者以教名相稱，甚至喜歡和他們打打嘴仗。海伍德·布龍說，羅斯福「是個出色的報人」。
羅斯福與新聞界的良好關係在頗大程度上歸功于史蒂夫·厄爾利。厄爾利就是採訪白宮新聞的記者團中眾所周知的人物，他敦促總統給記者們打開通向白宮的大門，不再採用書面形式提問，並要總統改變白宮的氣氛，使記者們「作為君子受到歡迎，而不是作為間諜受到懷疑」。更重要的是，厄爾利知道怎樣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萬一他不知道，他也不怕去問總統。
在為羅斯福舉行記者招待會進行準備的過程中，厄爾利也非常得力。他為總統準備有新聞價值的消息，向總統介紹記者可能提出的問題，並針對這些問題準備好答案。
羅斯福通常是詼諧幽默的。但他喜歡用鋭利的語言對付批評他的人。有時，當記者想要從他嘴裡得到消息時，他也會說些刻薄的話。他會說：「這是個未經確定的問題。」或者說「請不要盤問」。對行為越軌的人，他會說「戴上你的傻瓜紙帽，站到牆角上去」。羅斯福討厭專欄作家。但有一次他批評專欄作家時，卻討了個沒趣。
代表新英格蘭幾家報紙的梅·克雷格說：「可是，總統先生，你家裡也有一個作家啊！」這是指羅斯福夫人的每日專欄《我的一天》，這一說，引起了哄堂大笑。
羅斯福在內閣會議上也像與新聞界的關係一樣隨便。實際上，內閣會議不起什麼作用，因為羅斯福喜歡與個人或一小批人，特別是與各部門的領導人商量問題。內閣的作用在美國歷史上始終是個有爭議的問題。它應該是個協商機構呢，或者僅僅是部門負責人的會議？喬治·華盛頓喜歡徵求部長們的意見，而後來的總統們都認為這些人太專業化，太注重他們本部門的業務，以至于未能提出帶有普遍性的意見。
但是，總統們都堅持設法利用內閣作為一個協商機構，羅斯福也這樣做了。但是他的體會很快就與他的前任的體會一致，內閣會議的重要性也就降低了。
羅斯福總是在全體內閣成員圍着桌子坐定後才讓人推着輪椅進入會議室，而且經常是一進會議室就開始講話。有時他先講一個他剛聽來的故事，也偶爾一開始就談他想商量的一個計劃，接着，他就會轉向高級官員、國務卿赫爾，興緻勃勃地問他：「科德爾，今天有什麼想法？」赫爾講完後，他會按次序讓每人都有發言的機會。所討論的只是些普通的日常事務。因為經常泄密，羅斯福很少在內閣會議上談論保密的事情。
副總統加納把消息透露給國會山上的老友。哈囉德·伊克斯在會上聽到的消息也會出現在德魯·皮爾遜撰寫的政治閒話專欄裡。
內閣會議多半被用來聽取各個成員的報告，很少去討論政策。
1935年，伊克斯在日記中寫道：「冷酷的事實是，我們都很少就重要事情發表意見。我們從來都沒有暢所欲言地討論政府政策或是政治戰略問題。總統總是自行作出決定。
就內閣而言，他未曾和顧問們商量……事實上，我從未想到要在內閣會議上提出政府中的重要問題。顯然，其他閣僚也採取同樣的做法。」
在下午五點半到九點開飯之間的這段時間裡，總統可以鬆口氣。他在就任後不久修建起來的水池裡游上一陣，有時也在那裡處理事務。當他的遠房堂弟尼古拉·羅斯福從匈牙利回國後，羅斯福在游泳池裡和他一起嬉戲時聽取他的彙報。接下來是按摩，稍打個盹，然後就是「孩子們的時間」了：在他的書房中喝鷄尾酒。
他對自己調鷄尾酒的本領感到滿意。他比較喜歡馬丁尼酒或是用古舊方法調出來的鷄尾酒。他只喝兩杯烈性酒。據說他有兩種不同等級的杜松子酒。
好的一種是用以款待他喜歡的客人的。總統在喝鷄尾酒時抽空出去喂喂自己心愛的蘇格蘭種犬——法拉，並教它學做各種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