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傳 - 37 / 經典文庫

第37頁羅斯福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貿然超過民意，真是一種魯莽行為。比如，威廉·詹寧斯·布賴恩曾用自己的觀點和激情喚醒美國人，但從未當選為美國總統。聰明一點的做法，更有政治遠見的做法，是先獲得提名和當選，暫不宣佈可能引起爭議的主張，以便有時間對選民施以教育，伯利的確接受了這種觀點。他在過了多年以後這樣說：「在我們給羅斯福提出的主見和辦法中，他只選用了能夠付諸實施的那一部分。」智囊團的第一個成果是莫利草擬並由羅斯福在4月7日向全國廣播的十分鐘講話。雖然這次講話是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持下發表的，但這位候選人為了對自己有利起見，提出了一項旨在消除自由派對其進步主張所抱有的種種疑慮的計劃。他以具有預兆性的語言駁斥了共和黨和民主黨保守派所提出的「涓涓細流」建議，而要求採取一種「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復興計劃，這個計劃把信心再次寄託在經濟金字塔底層的人們身上。他呼籲把復興金融公司的部分資金借給面臨破產的小商人、農民和房主——這一切都將是「新政」的重要組成部分。羅斯福在以後的演講中把這種鼓吹進步主義的調子緩和了一些，但在1932年 5月 23日，當他在亞特蘭大市奧格爾索普大學的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時又把調子變得強硬起來了。這次講演有一個奇特的來由，當時這位候選人偕同幾名隨訪記者在溫泉野餐，記者當面說他的一些講話內容空洞，言中無物。羅斯福於是提出了一項要求：「……若是你們這幫人不喜歡我的講話，何不親自起草一份呢？」《紐約先驅論壇報》的歐內斯特·林德利前不久發表了一本有關羅斯福競選活動的記事，他這次接受了挑戰，寫出了一份講稿，道出了「新政」的基本綱領。「大膽的，持續的試驗……」很可能是林德利的手筆，但在頗大程度上卻代表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思想。他在紐約州制訂了救濟失業者和貧困者的計劃，表現出願意與傳統決裂的務實態度。顯然他是在這個方面仔細考慮全國性問題的。但是明智的政治策略要求他在召開民主黨代表大會前暫不侈談任何重大的改革。事實上，他的有關試驗的談話激怒了路易斯·豪。難道羅斯福沒有認識到激進的談話會把選民嚇跑嗎？難道這能幫助他多得一張選票嗎？羅斯福聽從了這個警告。他在再次獲得自由派的信譽後，就謹小慎微地不去發表這類言論了。但是在奧格爾索普大學發表演講的前幾天，薩姆·羅森曼已經到達溫泉，帶來莫利的一份冗長的備忘錄；照埃利奧特的說法，這份備忘錄概述了「構成1933年至1937年期間國內新政政策」的大部分建議。莫利極力主張民主黨務須支持旨在獲取工農選民的自由與人道的政策，建議提高對公司和富翁徵收的捐稅，以便重新分配收入。他還建議聯邦政府擔負起救濟責任，並提出一整套扶貧濟困工程與公共工程計劃，其經費必要時可用赤字開支來彌補。其他建議包括承認蘇聯以擴大貿易範圍並吸收街頭的失業青年參與保護自然資源工程的建設，大大改變了已往的方針，不是向國外傾銷剩餘產品而是用控製作物的辦法來對付農業危機。莫利的備忘錄在經過修正和更改之後形成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施政綱領。第十五章運轉乾坤競選結束時，羅斯福給人的形象是決心、信心和希望。人們激動地期待着他……幸福的一天終於來到了！富蘭克林·羅斯福以2280萬票對1575萬票獲勝，當選為美國總統。 1932年6月下旬，民主黨人興高采烈地從四面八方雲集芝加哥，他們堅信美國下一任總統必將是民主黨人。在同一個城市裡，共和黨人召開了給人以淒慘之感的全國代表大會，怏怏不樂地重新提名赫伯特·胡佛為候選人，民主黨人的一切疑慮和擔憂從而消除了。他們三三兩兩地簇集在湖濱飯店的休息室裡和高級的酒店裡。這些人互相拍肩道賀，互相傳達最新消息，並且秘密地共同計議競選的事情。《紐約時報》的安妮·奧哈拉·麥考密克說：「共和黨人說政治是業務，民主黨人說政治是樂事。」富蘭克林感到在人群中擠來擠去不太方便，所以未去芝加哥，他留在奧爾巴尼，獨自一人無拘無束地作出戰略決策。路易斯·豪、吉姆·法利和埃德·弗林在國會飯店設立了一個總部，但是每一次重要行動都得向首長請示。弗林說：「我們做任何事情都必須同他商議。」在州長官邸與設在1702號房間裡的路易斯·豪的指揮所之間建立了專用電話綫。代表們到達時，由法利出面迎接，把他們帶到那邊去聽揚聲器裡傳出來的羅斯福歡迎「來自內不拉斯加州」或者「印第安納州」或者「亞拉巴馬州」的「我的朋友們」的令人欣慰的話音——羅斯福正在為贏得他們的選票而開展宣傳活動。羅斯福喜氣洋洋，當時他正在奧爾巴尼通過電話與芝加哥保持聯繫，抽1空同薩姆·羅森曼一起草擬接受提名的講話。《紐約時報》的阿瑟·克羅克聲稱他已聽到不遠處羅斯福的競選車正隆隆開動。「在此懸疑時期，精神緊張的程度几乎超過了身體所能忍受的限度”，法利說。「我每天工作十八九小時，與幾百人交談，不斷地和其他領導人商量，接受每個代表團送來的彙報，每天至少兩次接見幾百名記者。我吃的是普通的便餐，通常是三明治加牛奶；在天亮前睡幾個小時。人們圍着我索取我所沒有的大會入場券，這又增加了我的負擔。第37頁完，請繼續下一頁。喜歡寫心網 writesprite.com 作品，請記得按讚、收藏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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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福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貿然超過民意，真是一種魯莽行為。比如，威廉·詹寧斯·布賴恩曾用自己的觀點和激情喚醒美國人，但從未當選為美國總統。聰明一點的做法，更有政治遠見的做法，是先獲得提名和當選，暫不宣佈可能引起爭議的主張，以便有時間對選民施以教育，伯利的確接受了這種觀點。他在過了多年以後這樣說：「在我們給羅斯福提出的主見和辦法中，他只選用了能夠付諸實施的那一部分。」

智囊團的第一個成果是莫利草擬並由羅斯福在4月7日向全國廣播的十分鐘講話。雖然這次講話是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持下發表的，但這位候選人為了對自己有利起見，提出了一項旨在消除自由派對其進步主張所抱有的種種疑慮的計劃。他以具有預兆性的語言駁斥了共和黨和民主黨保守派所提出的「涓涓細流」建議，而要求採取一種「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復興計劃，這個計劃把信心再次寄託在經濟金字塔底層的人們身上。他呼籲把復興金融公司的部分資金借給面臨破產的小商人、農民和房主——這一切都將是「新政」的重要組成部分。

羅斯福在以後的演講中把這種鼓吹進步主義的調子緩和了一些，但在1932年 5月 23日，當他在亞特蘭大市奧格爾索普大學的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時又把調子變得強硬起來了。這次講演有一個奇特的來由，當時這位候選人偕同幾名隨訪記者在溫泉野餐，記者當面說他的一些講話內容空洞，言中無物。羅斯福於是提出了一項要求：「……若是你們這幫人不喜歡我的講話，何不親自起草一份呢？」《紐約先驅論壇報》的歐內斯特·林德利前不久發表了一本有關羅斯福競選活動的記事，他這次接受了挑戰，寫出了一份講稿，道出了「新政」的基本綱領。

「大膽的，持續的試驗……」很可能是林德利的手筆，但在頗大程度上卻代表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思想。他在紐約州制訂了救濟失業者和貧困者的計劃，表現出願意與傳統決裂的務實態度。顯然他是在這個方面仔細考慮全國性問題的。但是明智的政治策略要求他在召開民主黨代表大會前暫不侈談任何重大的改革。

事實上，他的有關試驗的談話激怒了路易斯·豪。難道羅斯福沒有認識到激進的談話會把選民嚇跑嗎？難道這能幫助他多得一張選票嗎？

羅斯福聽從了這個警告。他在再次獲得自由派的信譽後，就謹小慎微地不去發表這類言論了。但是在奧格爾索普大學發表演講的前幾天，薩姆·羅森曼已經到達溫泉，帶來莫利的一份冗長的備忘錄；照埃利奧特的說法，這份備忘錄概述了「構成1933年至1937年期間國內新政政策」的大部分建議。

莫利極力主張民主黨務須支持旨在獲取工農選民的自由與人道的政策，建議提高對公司和富翁徵收的捐稅，以便重新分配收入。他還建議聯邦政府擔負起救濟責任，並提出一整套扶貧濟困工程與公共工程計劃，其經費必要時可用赤字開支來彌補。其他建議包括承認蘇聯以擴大貿易範圍並吸收街頭的失業青年參與保護自然資源工程的建設，大大改變了已往的方針，不是向國外傾銷剩餘產品而是用控製作物的辦法來對付農業危機。莫利的備忘錄在經過修正和更改之後形成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施政綱領。

第十五章

運轉乾坤競選結束時，羅斯福給人的形象是決心、信心和希望。人們激動地期待着他……幸福的一天終於來到了！富蘭克林·羅斯福以2280萬票對1575萬票獲勝，當選為美國總統。

1932年6月下旬，民主黨人興高采烈地從四面八方雲集芝加哥，他們堅信美國下一任總統必將是民主黨人。在同一個城市裡，共和黨人召開了給人以淒慘之感的全國代表大會，怏怏不樂地重新提名赫伯特·胡佛為候選人，民主黨人的一切疑慮和擔憂從而消除了。他們三三兩兩地簇集在湖濱飯店的休息室裡和高級的酒店裡。這些人互相拍肩道賀，互相傳達最新消息，並且秘密地共同計議競選的事情。

《紐約時報》的安妮·奧哈拉·麥考密克說：「共和黨人說政治是業務，民主黨人說政治是樂事。」

富蘭克林感到在人群中擠來擠去不太方便，所以未去芝加哥，他留在奧爾巴尼，獨自一人無拘無束地作出戰略決策。路易斯·豪、吉姆·法利和埃德·弗林在國會飯店設立了一個總部，但是每一次重要行動都得向首長請示。

弗林說：「我們做任何事情都必須同他商議。」在州長官邸與設在1702號房間裡的路易斯·豪的指揮所之間建立了專用電話綫。代表們到達時，由法利出面迎接，把他們帶到那邊去聽揚聲器裡傳出來的羅斯福歡迎「來自內不拉斯加州」或者「印第安納州」或者「亞拉巴馬州」的「我的朋友們」的令人欣慰的話音——羅斯福正在為贏得他們的選票而開展宣傳活動。

羅斯福喜氣洋洋，當時他正在奧爾巴尼通過電話與芝加哥保持聯繫，抽①空同薩姆·羅森曼一起草擬接受提名的講話。《紐約時報》的阿瑟·克羅克聲稱他已聽到不遠處羅斯福的競選車正隆隆開動。

「在此懸疑時期，精神緊張的程度几乎超過了身體所能忍受的限度”，法利說。「我每天工作十八九小時，與幾百人交談，不斷地和其他領導人商量，接受每個代表團送來的彙報，每天至少兩次接見幾百名記者。我吃的是普通的便餐，通常是三明治加牛奶；在天亮前睡幾個小時。人們圍着我索取我所沒有的大會入場券，這又增加了我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