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政府決不能心安理得地期待私人慈善機構甚至地方政府來辦理這件事。」但羅斯福在未獲得議會許可前還不能採取行動，而議會要等到
1932年
1月才開會。有趣的是，由於共和黨人正專注于坦慕尼廳腐敗案，使得羅斯福得到了有利的機會。調查委員會要求他召開一次特別會議，以通過一項給予證人豁免權的法律，他欣然接受了這一要求。
「這是贏得對失業者進行某種直接救濟活動的時機」，他通知羅森曼說。
羅斯福親自向議會發表演說，提出了一個後來成為「新政」基本概念的主題。他說政府的職責在於減輕公民的苦難，增進他們的福利。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僕。
1931年年底正式成立了臨時緊急救濟署——很快就被報界簡稱為T.E.R.A.，成為新政機構最早的簡稱。協助籌集羅斯福競選資金的傑西·施特勞斯擔任救濟署署長，施特勞斯又挑選了一個年輕的專職社會福利工作者，紐約肺癆和保健協會會長哈里·L·霍普金斯擔任執行主任。霍普金斯不理會行政機構的人事規定，從私人福利機構裡招募了一批能幹的工作人員，對最嚴重的災難發起了猛烈的進攻。但是這個任務非常艱巨，短期內難以完成。
1932年初，紐約州至少有
150萬失業者，而且人數還在與日俱增。不久，救濟署就得向全州大約
10%的家庭提供救濟，每月平均大致
23美元。救濟金額雖說微不足道，但饑餓現象總算得到了控制。
新的一年開始時，羅斯福直言不諱地表明了自己力求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意圖。
1932年
1月
22日——在他
50歲生日前八天——他同意報名參加北達科他州的預選，因為根據州的法律，候選人需要宣佈他要求競選，然後才能把他的名字寫在選票上。選擇這個角逐機會讓羅斯福以積極的候選人姿態出場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北達科他州的九個代表都在吉姆·法利的把握之中。在羅斯福生日的那天，艾爾·史密斯發來了「敬賀五十大壽」的電報，但隻字未提宣佈競選這件事。
不提的原因不久就弄清了，因為這位愛戴棕色禮帽的快樂勇士自己也宣佈參與這場政治角逐了。
在芝加哥開會確定候選人提名之前，羅斯福需要有一個工作班子來提出主張和起草聲明，並在思想理論方面奠定競選活動的基礎。豪和法利以及弗林都是不善於處理全國競選事務的政治技術員；羅森曼不相信工作班子中有人能夠應付這種挑戰，因此他在
3月份的一個晚上告誡羅斯福說：「如果競選活動現在就開始，我們會處于極端被動的局面。」在誘導這位州長注意到這點後，羅森曼就建議召集一大批教授向羅斯福出謀劃策，草擬有關農業救濟、關稅、鐵路、政府債務和私人貸款這些複雜問題的備忘錄。莫利素有足智多謀、善撰演講稿的名氣，因此委派他招聘其他成員，並由他來領導這個班子。
這也許是羅森曼的外交手腕，因為莫利與他有所不同，他同豪的關係密切，因此可能有助于緩和這個小心眼人物對其他左右羅斯福的那些人的猜忌。總統候選人往往都有自己的顧問團
通常由實業家、金融家組成。富蘭克林·羅斯福最初不同意這個主張，認為學者只會高談闊論，學究氣十足，但是，像通常一樣，羅斯福對於開拓新天地這個主意很感興趣。最後他同意了，但堅持只在紐約招攬人才，一是因為經費不足，二是顧問可以隨傳隨到。
由於有這些限制，莫利只能從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仁中招聘人才。這些人年輕，富有想象力，抱有各種各樣的意見和觀點，而且並不全都仰慕這位州長。
智囊團通常是在傍晚乘火車去奧爾巴尼，到了那裡剛好趕上吃晚飯。席間的談話是閒聊，但是一到隔壁書房裡圍爐而坐時，羅斯福就會提出他想瞭解的某個問題，正如莫利所回憶的那樣，「我們在快步前進，這既令人興奮，而又令人疲乏”。羅斯福是個“學生、盤問者和法官，他經常是先傾聽幾分鐘，然後就突然提出一個尖鋭的問題，並習慣地穿插一段奇聞軼事或讚許對方的談話，藉以緩和一下嚴肅的氣氛。但是羅斯福的這些連珠炮似的問題很像是夜晚節拍器的嘀答聲。
兩聲嘀答的間隔越來越短，而問題本身卻越來越有份量——這明確無誤地表明羅斯福在夜晚補習中很有長進。到了深更半夜……州長不屑再提問題，而對我們討論中的問題明確地發表自己的看法，並不時地揮動着煙嘴以強調自己的論點。」
羅斯福面臨着一個複雜的問題。作為紐約州州長，他一直關心的只是經濟蕭條的影響，現在他必須看得更遠，提出對付動亂的根源以及減輕動亂後果的對策和方針。他的智囊團的任務就是要為實施調整提供理論依據。他們的職能不是替州長思考，而是提供選擇方案。
按照莫利的說法，羅斯福對於新的創見非常樂於接受，有時簡直達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但有時他也覺得這些教授們由於急切地想把國家作為試驗自己的理論的實驗室而走得太快太遠。特別是特格韋爾想推行的改造綱領過于激進，使得這位候選人難以接受。
羅斯福在政治上比他的顧問們更有經驗，對政治現實和美國人的心情摸得更透。
1932年春天，他的近期目標是獲得候選人提名。法利、豪和弗林在召開代表大會時可能會得到多數代表的支持，但是羅斯福仍然難以達到獲勝所必需的
2/
3多數。不僅如此，如果他不能在早期投票中佔有優勢，他獲勝的機會有可能喪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