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思維深入到各種錯綜複雜的問題中去……他的知識多半是從與人交談中獲得的；當他收藏起談話之網時，他自己也根本弄不清他獲得的東西之中哪些是自己說的，哪些是別人說的……」
1930年，羅斯福在贏得州長選舉的徹底勝利後的當天上午就開始了爭奪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活動。路易斯·豪鬆開衣領，任憑襯衣前襟沾滿煙灰，喜形于色地構思着借助吉姆·法利的名義向報界發表的書面聲明：「我不知道羅斯福怎能逃脫被本黨提名為下一任總統候選人，即使無人將此事公開提出來。」豪擔心羅斯福會阻止他向報界發表這一項聲明，因此，他在事前未向這位首長請示；法利也擔心羅斯福會反對先斬後奏的做法。羅斯福一到奧爾巴尼，就有
5000名群眾冒着冷雨夾道歡迎他，向他高呼：「我們的下一任總統，歡迎你！」法利給州長官邸打了電話。
州長滿不在乎地回答：「吉姆，怎麼說都行。」接着羅斯福召見了新聞記者，再次聲明自己僅對履行州長職務感興趣。
豪和法利設計了一種雙層的競選活動。他們試圖造成羅斯福並不謀求總統職務而是責無旁貸這樣一種印象。他們在幕後拉票，聯合了一大批代表，而候選人則謙恭地採取低姿態，預防別的覬覦者勾結起來反對羅斯福。他們對公眾聲稱羅斯福必將得到提名，而每一步行動又必須仔細加以考慮。
法利已
40開外，出生在羅克蘭縣，他的父親是磚窯工人，家境清貧。法利在未滿
21歲的投票年齡時即已被選為家鄉斯托尼角的辦事員，雖然這裡是共和黨的勢力範圍。早先他支持艾爾·史密斯，因為他有這位快樂勇士作後台，他才爬上了紐約州的政壇。羅斯福的風度、精力和政治潛力吸引了他，因此他貢獻出自己的才能為羅斯福效勞。
1930年的競選以後，羅斯福在給法利的信中這樣說：「你幹得出色，我用不着對你說，我是多麼感激你。」
1931年初，豪和法利就創立了一個掩護競選活動的秘密組織「羅斯福之友」，向力爭提名公開跨出了第一步。他們在麥迪遜大街比特莫爾飯店對面設立了一個辦事處，處裡的工作人員大部分來自競選州長的班子。他們從這個擁擠的場所操縱着一架政治機器。其目的無非是控制民主黨。
他們在充滿內部紛爭的黨內各派成員之間巧妙地施展着權術。小心翼翼地籠絡着每一個人。在南方，羅斯福得擺出保守派姿態，與艾爾·史密斯在禁酒問題上的「主張泡在酒裡」的立場保持一段距離。在東部，他採取自由派姿態，並不反對滴酒不沾；在西部，他則是進步主義的白衣騎士，高舉着標榜農業救濟和公營電力的大旗。
正當吉姆·法利受州長羅斯福委託周游全國、探測政治形勢並爭取廣大民主黨黨員支持羅斯福做候選人時，經濟出乎意料地開始好轉。工業生產、工資和股票價格都開始回升，建設速度加快了，一些失業者恢復了工作。最壞的情況似乎一去不復返了。但是轉眼之間，好像是離去的風暴又以排山倒海之勢呼嘯而來——這次是從大西洋彼岸刮來，席捲美國銀行界。
那些靠同美國進行貿易和向美國貸款維持現狀的歐洲國家受到了股票市場崩潰的極大衝擊。
1930年共和黨控制的國會通過的霍利—斯穆特關稅稅率，使外國貨物几乎全部不能進入美國，這更加破壞了歐洲經濟。胡佛總統擔心歐洲金融機構會崩潰，遂以老練政客的手腕同意歐洲延緩一年償付欠美國的戰爭債款。不料奧國最大的信貸銀行倒閉了。
而國際金融機構也遂告分崩離析。
經濟蕭條給普通美國人帶來嚴重的影響。失業者無休止地尋找工作，但毫無結果……儲蓄無情地減少……持續地節衣縮食使生活變成苦難……西維吉尼亞和肯塔基的產煤區几乎被饑饉籠罩。城市裡到處可以看見施粥站，多達
200萬大人和孩童偷乘貨運列車到處漂泊……這個可怕的困難時期似乎無異於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期。
富蘭克林·羅斯福也許是
48個州長中處理經濟蕭條最積極的一個。但他也像胡佛一樣，擺脫不掉向預算平衡的圖騰頂禮膜拜。雖然他在
1931年
1月致議會的年度咨文中強調有必要擴大公共工程計劃以提供就業機會，但是費用仍受到州的歲入的嚴格限制。可是羅斯福的天性——由他父母和皮博迪博士灌輸給他的那種高貴者理應慈悲為懷的意識和他對社會正義的信念——正在使他衝決正統經濟學的樊籬。
弗朗西絲·珀金斯回憶說：「在一次會議上，一個保守的經濟學家向州長保證說，讓供求法則充分發揮作用就可以克服危機。這時州長衝著這位經濟學家說：『要知道人民不是牛馬！』我永遠忘不掉他當時臉上浮露出的慍怒之色。」
羅斯福逐漸認識到用一切舊辦法來醫治經濟蕭條的潰瘍是完全無濟於事的。他在
1931年
6月說：「至少必須試驗一下新的補救辦法。」一百多萬紐約人失業，地方政府和私人慈善機構的資金即將告罄，當年冬天僅紐約市一地就需要
2000萬美元用於救濟。羅斯福意識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取決於處理危機的成敗，於是他告訴薩姆·羅森曼說，如果華盛頓不願意負起責任，那麼每個州就應該給失業者提供工作或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