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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並且遣派人員到國外去採購飛機和飛機發動機，運回美國進行研究。當美國駐倫敦大使館的海軍武官抱怨說很難完成這一任務時，羅斯福回答說，可以不擇手段地搞到一架完整的海軍飛機。
在往後的兩個月裡，與德國是戰是和，美國一直舉棋未定。威爾遜雖然深信參戰在所難免，但鑒於輿論，卻不能急於從事，只得等待時機的成熟。
羅斯福在從加勒比海匆匆趕回來後感到沮喪，並急於採取行動。他當時不瞭解威爾遜面臨的困難。
20年後，羅斯福回想起在戰爭前夕與威爾遜會見時的情景：我去見總統，對他說：「威爾遜總統，我謹向你請求准予將關塔那摩的艦隊調回原地，赴海軍船塢加以清整，並且作好戰鬥準備，以便參戰時投入戰鬥。”總統答道：「羅斯福先生，很遺憾，我不同意這樣做。」我繼續請求，他沒有說明為什麼不能將艦隊調回的理由，只是說：「不，我不想把艦隊調回本國。」這樣，作為海軍的一名負責人，我只能說「是，那好吧」，然後便告退。我走到門口，威爾遜卻說：“回來，我打算向你談談我不能公開談的事，我應該向你說明一下，我不能通過備戰採取任何會被歷史學家說成是美國對其盟國採取的不友好的行動。」
沒過多久美國便參戰了。為了對付德國潛艇的威脅，美國船主們要求海軍為他們提供大炮和武裝護衛人員。羅斯福在海軍的庫存中仔細查看，發現了六門六英吋口徑的火炮，並認為，根據從前的一項法律，可以通過行政命令將這些火炮租給輪船公司。威爾遜這個條文主義者不願意去鑽法律的漏洞，而是要求國會批准為商船提供武裝的立法，威爾遜為此而提出的法案在國會遭到一些人的阻撓，以致未被通過。
威爾遜說這些人「是一幫除了自己誰也代表不了的任性之徒」。國會一休會，威爾遜就通過行政命令使商船裝上大炮，作為對這項法案的報復。德國人用魚雷擊沉了三艘美國商船，使美國人傷亡慘重。在這種情況下，威爾遜心情沉痛。
4月
2日召集了特別國會會議。人們預料他將要求國會對德宣戰。
那天天剛黑，富蘭克林與埃莉諾就離開R街
2131號的新居前往國會山。
這時天正下着毛毛細雨。每個人都想親耳聽聽總統的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講話。羅斯福費了好大勁才給妻子搞到一張入場券。此時，國會山籠罩在一片蒙蒙雨霧之中。
部隊已出動，在四處守衛，特工人員在各個大廳走來走去，以防和平主義分子搞示威活動。晚上
8點
30分，全體眾議員就座，最高法院的成員都坐在議長對面；內閣部長們坐在眾議員的側後方；各國外交使節身穿夜禮服，有史以來首次出席國會會議。隨後參議員每組二人，魚貫進入會議廳，其中大多數都手執小小的美國國旗。過了一會，門衛宣佈：「美國總統到！」人們站了起來，歡呼鼓掌達
3分鐘之久，其熱烈程度在國會歷史上前所未有。
威爾遜不慌不忙地開始講話：「我之所以要求召開這次特別國會會議，是因為必須作出，而且立即作出重大的，十分重大的政策抉擇。”威爾遜扼要地回溯了美、德之間的爭執，說德國用潛艇襲擊商船是「對全人類的戰爭行為」。接着他指出，武裝中立的政策已被證明是不現實的，而不參戰就只有屈膝投降，「我深深感到我所要採取的步驟是嚴重的，甚至是慘痛的，我也深深感到這一步驟所包含的重大責任……我建議國會宣佈德國帝國主義政府在近日的所作所為已完全構成對美國政府和人民的戰爭行為，並正式接受強加給它的交戰國的地位……我們務必確保世界上的民主制度。」首席大法官愛德華·懷特曾參加南北戰爭，對協約國一直持同情態度，他率先起立，接着全體與會者——包括羅斯福夫婦在內——都站起來鼓掌並盡情歡呼。
大法官懷特激動得熱淚奪眶而出；有的聽眾興奮得抓住臨坐的人，拍拍他們的脊背，表示祝賀。埃莉諾「聆聽」完威爾遜的講話之後，「對將會發生的變化有些茫然」。羅斯福夫婦二人一回到家中，富蘭克林就起草了一篇向報社發表的書面談話。「威爾遜總統的講話最明確地表達了美國的尊嚴和它所要追求的目標」，羅斯福學着威爾遜的雄辯之辭說道：“這篇講話對每個真正的美國公民，無論其政治信仰、種族出身如何，無論來自何方，都是一種莫大的鼓舞。」
第九章 決定勝負的戰爭協約國處于危機之中，戰爭結束的日子遙遙無期……美國為戰勝發動戰爭的德國，就應當付出自己的人力、財力和物力……英國海軍基地的反潛艇安全網的出入口打開了，六艘飽經風霜的驅逐艦在大西洋一起一伏的波浪中從昆斯頓駛進了港口。軍艦拋錨時，一片歡呼聲、汽笛聲在英國基地四周的上空迴蕩。
1917年
5月
4日，第一批美國軍艦駛抵歐洲海域，參加擊潰德國潛艇的戰鬥。驅逐艦停泊穩當之後，約瑟夫·陶西格海軍中校向指揮這支艦隊的海軍中將路易斯·巴利爵士報告。
巴利向陶西格問到驅逐艦在什麼時候能出海作戰，陶西格肯定地回答：「長官，我們現在已經準備就緒了。」
美軍已做好參戰準備這番話受到大西洋西岸人們的讚賞——富蘭克林·羅斯福正好體現了這種精神。美國對德國正式宣戰之後，羅斯福就立即着手執行動員海軍的任務。他到處奔忙，徵召大量海軍人員，下令擴大海軍訓練營，為海軍訂購大量軍用物資和裝備。主動地提出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