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訴施東浦夫說：「我是多麼高興地接受了這份禮物啊，而這快樂的程度不是我的一枝筆所能描述的。」
辛德勒帶給他一些舒伯特的作品，使得貝多芬大為驚奇。這位膽小的作曲家在罕頓白蘭的陪伴之下走到貝多芬的病床邊，可是現在太遲了，不可能再有機會來發展他們兩人之間的友誼了。
大彼裡送給貝多芬一件禮物，那就是海頓出生地的畫冊。貝多芬將它給琪哈特看了，說：「看看今天到這兒來的客人啊，這所小房子裡就能產生出偉人來！」又隔了一段日子，到
1827年
1月
2日，卡爾才離開了依格勞，加入了軍隊。這對貝多芬而言，又是一樁讓他快樂的事。因為卡爾在貝多芬身邊常常激起無數的惱怒和爭吵。
到依格勞之後，卡爾僅給貝多芬寫過一兩封信，敷衍一下，就再也沒有消息了。貝多芬再也沒有看到過他的侄兒。在卡爾離去的當天，貝多芬就寫了一封信給巴哈醫生，指定卡爾是自己惟一的繼承人。這封重要的信件並不是當時就送出去了的，因為勃朗寧反對在目前就將貝多芬的財產作如此的分配，經過爭論和拖延之後，貝多芬還是按自己的意願行事了。
從這個時候起，貝多芬的周圍就常圍繞着一些忠實的信徒。他病情的好轉只是暫時的，到了
1827年
1月，顯然又要進行第二次手術了。
貝多芬從華魯海醫師的面部表情上看出病情是在逐漸地惡化起來，所用的藥品也一天比一天增多。華魯海是一位業餘大提琴家，也是貝多芬的崇拜者；在領取執照行醫之前，他是學宗教的。在這段比較長的生病期間，貝多芬不願意聽醫生動人的語言和安慰，只求病好，恢復到他能進行音樂創作時的身體狀況。當華魯海醫生與他說話時，貝多芬就轉過臉去。
華魯海無計可施，就採用了另請瑪爾法蒂醫生的辦法，並讓辛德勒盡最大的努力去辦這事。瑪爾法蒂是茜麗莎的叔叔，在
1813年曾陪伴過貝多芬的，但貝多芬有一次對他非常無禮，就像華魯海所遭遇到的一樣，結果，雙方關係一度相當冷淡。
瑪爾法蒂醫生並沒有立即答應辛德勒的請求，他說他不願意像華魯海一樣。他還說：「告訴貝多芬，他是一位音樂大師，讓他知道我和其他同伴也希望生活在音樂之中。」他所沒有表明的理由，是因為貝多芬非常頑固而不肯鎮靜下來。
在辛德勒第二次拜訪了之後，瑪爾法蒂醫生才于
1月
19日來到貝多芬的病床之前，同他恢復了友好關係。瑪爾法蒂的方法正與華魯海完全相反，他將所有的藥瓶拿掉，允許貝多芬飲一些冷的酒，好讓貝多芬清醒，重振他的精神和希望。貝多芬視瑪爾法蒂醫生如救世主一般，但瑪爾法蒂的各種不同嘗試只能增加水腫；而冷酒，也正如華魯海所說的，只能刺激貝多芬衰弱的器官。華魯海醫生又被請了回來。
維也納的朋友們經常出入于舒懷茲在斯班納的寓所，休本柴、林加、杜柴爾克等都來到了貝多芬的病床前，並送上禮物。
貝多芬病重的消息傳遍了全歐洲。鋼琴家赫梅爾也匆匆趕往維也納，以免到達得太遲。赫梅爾一家在
3月
6日也到達了，妻子和
15歲的孩子費迪南·罕勒也同行。
赫梅爾忘卻了過去的宿怨。進入起居室後，他大為驚奇：初春的氣息已經很濃，貝多芬坐在窗前，顯然很舒服。他的灰色的衣袍鈕扣沒有扣上。他在數天前剛動了第四次手術，強壯的體格已不復存在，只有憔悴的面容讓人難忘。
年輕的罕勒甚至不敢走上前。貝多芬的病態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在以後的年月中寫道：「他沒有剃鬍鬚，稀薄而灰白的頭髮雜亂地散在他的額頭上。當他看到我的父親之後，立刻面露喜色。
同時，也好像極高興見到他。他倆熱誠地擁抱在一起。父親向他介紹了我，貝多芬表現出一個老人那種常見的仁慈。我被允許坐在窗前，也就在他的對面。
與貝多芬談話是必須用筆寫的。他講着，而別人卻要用紙和筆來提問或回答。因為這個緣故，紙張和鉛筆是常備的。為了提一個問題，而讓這個毫無耐心的人等待，是多麼令人痛苦的事啊！每一次的問答都要停頓好一會兒，當書寫的人在寫着的時候，貝多芬常用饑渴的眼光跟隨着筆跡在移動，急欲在一瞬間就明白對方所寫的內容，而不用拿起紙來再讀一遍。」
談話進行了不久，貝多芬就問起歌德身體是否安康。貝多芬悲哀地說：「我在這裡已經躺了
4個月了——一個人最終也會失去耐心的！”聽說侄子卡爾又闖了一次禍，他傷心地說：“卡爾于國家已沒有用處了。」
他轉過臉，望着罕勒，鼓勵其努力地學習音樂：「藝術需要不斷地向前推進。」
2月間，韋格勒曾來過一封信，建議貝多芬重返波恩，艾蘭諾拉也簽了字。貝多芬給他寫了一封信，對遲復表示歉意，信中透着濃烈的思鄉愁緒：「我腦中常鑄成一個答覆，但當我要筆錄下來時，我又常把筆給弄丟了。我記得你常賜給我愛，比如你將我的房間粉刷得雪白，這使我多高興啊！這跟馮·勃朗寧夫人家還有什麼區別呢？我仍舊思唸著你的勞欣。你可以看到，所有在我幼小時給予我以愛的人，至今仍能讓我感到無比親切。”
即使垂暮多病，貝多芬仍是個壯心不已的人。他還寫道：“假使我永久地讓繆斯熟睡，那麼，她恐怕不會去震醒更堅強的人。我仍希望帶給世界幾個偉大的作品，然而，像每一個年老的人一樣，在人世間的好人生活總會要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