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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的信札真實而可憐地證明了他的不勝任和失敗。在將小卡爾從琪阿拿達西奧的學校接回以後的幾小時裡，他寫信給琪阿拿達西奧說：「這小孩在學習態度上的假象，欺騙了別人，現在，我加深了對他的瞭解。我發覺他在你那兒缺少學習，當我們在一起散步時，他的表現令人吃驚，他緊緊地捏住我的手，似有無限的渴望，但我沒有回答他。在餐桌上，他很少吃什麼東西，他說覺得不快樂；而我，卻已經盡了一切力量來使他感到舒適；同時，我還與他講着溫和而友好的話。
此刻，他變得溫柔了，他這種性格使我對他的未來的希望大為增加。」
一個孩子當然是善良、正直的，但是他有一個愚笨的母親和一個嚴厲的、又有些魯莽的伯伯時，情況就變得複雜了。兩位長輩在各自說著對方的壞話，想對自己有利一些。這是何等矛盾的事啊！
貝多芬有時也召喚朋友到他家裡去，琪阿拿達西奧聽著他訴說那講不完的煩惱，好像世界上再沒有別的事情一樣。
琪阿拿達西奧和柴姆斯加爾儘力幫助貝多芬。若貝多芬出現失誤的話，他倆就會和顏悅色地勸誡他；貝多芬對此也不會多言，不會對小卡爾有何不利的舉動。勃朗寧極力表示反對他擁有對小卡爾的保護權，所以在好幾年中也受着他當面的詛咒，甚至貝多芬和琪阿拿達西奧也斷絶過一時的關係。這尤其讓琪阿拿達西奧的妹妹番南感到很大的痛苦，她崇拜這個偉大的人物，並願幫他解決一些瑣碎事和小難題，就像史達立卻女士為他所做的那樣。
然而，眾人的幫助顯然對貝多芬是一個重大的打擊；而別人也不能再對他有所幫助，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作出那些錯誤的、毫無意義的努力。
貝多芬對侄子的愛是真摯、深厚的。若離開他片刻，或是看到他和一些可疑的人在一起，貝多芬就會感到害怕。貝多芬衷心希望這個被母親慣壞了的孩子在自己的照管下有所轉變。他對孩子母親改採取的方法差不多完全是責備和斥罵，但他又願傾盡全力為孩子做自己所能做的一切。
他也明白，她畢竟是小卡爾的母親！貝多芬很清楚地記得，當自己像小卡爾這樣年齡的時候，受到了那麼多的母親的寵愛；那麼，小卡爾為什麼又不能對母親的愛充滿了期望呢？貝多芬也承認這是嫉妒在作怪，並知道這與人的天性相牴觸。把一個孩子從母親身邊分隔開來，而讓自己這個關係略遠的人來代替，並不十分合適。貝多芬懼怕小卡爾會反對自己，同時他還得證明他保護小卡爾的行動是正確的。但是，他沒有為這孩子盡到所有的義務，或給他應有的東西。
貝多芬曾請過許多傭人，最後才找到這位富有耐性的琪阿拿達西奧。他在日記中寫下的幾句話是至關重要的：「為了我的寶貝卡爾，我已作了巨大的犧牲……他為什麼不能跟着我心中的意願走呢？」貝多芬只能將早已擬定好的音樂訓練計劃擱在一邊，想盡一切辦法掙錢，好像音樂沒有別的用途似的。
人們可以看到貝多芬似乎是在急躁地尋求着往其他方向發展，歌劇創作當然是他的第一個念頭，他又苦于找不到適合的劇本。
1816年，貝多芬為密西特女士寫了一部作品。她要求貝多芬特地為她寫一個新歌劇，而且要特別適宜在柏林的舞台上演出。他作了一首名為《英雄》的短歌劇，但距理想的目標仍很遠。
同時，貝多芬抱著較大的希望去英倫三島。這個寓言式的國家曾讓海頓在很短的時間內積聚了一大筆錢財。
貝多芬同倫敦的關係很密切，只要繼續保持下去即可。但是，從開始的情況看，離理想中的標準還是很遠的。
在那年，貝多芬聽到在某劇院上演《維多利亞戰役》成功之後，他就寫信給此事的主持人佐治·司麥脫爵士，給予對方在倫敦演出的權利；佐治爵士就通知倫敦交響音樂會主席沙羅門先生，請將貝多芬的作品放入他們的節目單之中。蘭茲此時儘力為貝多芬工作着，在倫敦迅速地傳播着貝多芬的音樂作品，出版商貝卻爾很願意出版這些作品。
1815年
11月
22日，貝多芬寫信給蘭茲和貝卻爾，與他們磋商手中所有音樂作品的出版問題；奈特也在夏季從倫敦來到了維也納，並帶來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說他已經成為倫敦交響音樂會會員之一了；貝多芬在該會中有許多朋友，如沙羅門，他記得還是在波恩時遇到過的。當倫敦交響樂會試奏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時，沙羅門曾嘲笑過它；後來，他當眾承認自己的錯誤，並改正了以前錯誤的觀點。佐治·司麥脫爵士演出了《橄欖山上的基督》以後，共獲利達上千英鎊之多。又如克萊蒙，一個可與貝多芬相匹敵的鋼琴家；還有克萊蒙地，每次到達維也納，貝多芬都熱誠地招待他。
在
24次音樂會中，貝多芬的作品就有
20次之多，交響曲也奏過了
7次，最初的六首交響曲可能都演奏過了。這個音樂團體希望貝多芬為他們作三首序曲，而且願意付
200英鎊作為酬金。
1816年
1月裡，奈特回到了他的祖國，帶了貝多芬的樂譜去推銷和出售，《第七交響曲》也在其中；同時，也附帶了貝多芬為這個交響樂團體所作的三首序曲，但作品並不怎麼理想。其中，《雅典的廢墟》序曲很合乎他們的願望，經過試奏後而出售了。優秀的序曲如《普羅米修斯》
作品第 43號和《愛格蒙特》
作品第 84號在他們的音樂會中也引起了極大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