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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仍舊沒有鑽出音樂的圈子，他的朋友時常來看他。弗朗茲·蘭茲也時常到海林根城來接受早晨的教程。大約在
8點鐘吃過早餐以後，蘭茲便會說：「來，讓我們作一次簡短的散步。」
對此，蘭茲還有如下詳盡的記述：「我們一同走，時常到下午三四點鐘還不回家，而在別的村莊裡午餐。在某一天的散步中，我第一次證實了他失去了聽覺。我叫他注意一個牧童正在吹笛，吹得很動聽；過了半個小時之久，可貝多芬一點也沒有聽見。雖然我保證他和我一樣
事實上並非如此，他變得極端的生氣，平時，他快樂的時候也是暴躁的，但現在卻不是那樣的了。」
西法拉特·柴姆斯加爾在這一年中也常見到他，知道他失去了熟悉的音調，也常表現出靜靜的慍怒。當貝多芬跟不上眾人的談話時，柴姆斯加爾會假裝成心不在焉的樣子，但這並不起作用。眾人發現要裝作不知道，不在乎的樣子是十分困難的。波恩的韋格勒和考爾蘭特的阿蒙達就完全不知道貝多芬的這種痛苦。
朋友們之間的談笑加深了貝多芬的失望。因為他不能加入眾人之間的交談。他沉浸在這樣一種可怕的思緒中：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虛偽的。
他離開了談笑的友人，大踏步地回到海林根城的家裡去了。
音樂的思維卻比從前更豐富地在貝多芬的腦海中湧動起來了。這種具有極大衝動的力量使他能夠產生戰勝命運的信心，他為自己所獨有的這種力量而感到榮幸。
貝多芬寫信給韋格勒和阿蒙達，說自己的音樂是從各方面聚合起來的，它給了自己以榮譽和金錢。他在給韋格勒的信中對某些失禮的言行寫下了一些道歉之詞，而他在音樂創作中卻是另一回事了：「我是生活在樂曲之上的，當我作完一曲，另一支曲子又在腦海中出現了。我現在常同時在作三四首曲子。」
人們在這幾句話中看到的是一個創造人類精神財富的精靈在翱翔、在飛昇……朋友們都知道，在
1802年夏季，貝多芬的大部分時間是花在演奏和音樂創作上的。有時歡樂，有時暴怒，但大部分時間內精神都很好。那年夏天，貝多芬的身體狀況與以前迥然相異，當秋季來臨的時候，在海林根城，那可怕的、難以形容的情形就降臨了。他的夏季工作計劃可以說全部完成了，但維也納的快樂時期似乎已一去不復返，將來的局面如何尚難以預料。
經過沉思，貝多芬覺得自己的理想和誓言已不太明確了。因而，他更憤恨命運對他的殘暴和不公正。
貝多芬去世後，在他的許多書面記錄中發現了一大疊檔案，字寫得極為緊密，上面註明——海林根城，
1802年
10月
10日——它們是封住了的，在最後一頁上寫明了：致我的弟弟卡爾和×××
此處所刪去的約翰的名字從未加以說明，在我去世以後才可折閲：你們或許都會這樣想、或這樣說，貝多芬是可惡的、頑固的、厭世的。你們把我估計得大錯特錯了。你們不知道我的觀點不輕易示人的原因。從幼年時起，我的心和思想就是趨于仁慈和善良的，我極願意做出一些偉大的事業來，但是我現在陷入了絶望的情況中。
那是由於無知的醫生使我的病情加劇，年復一年，他們欺騙我，說我的病情能有所改變，最後，面對著的卻是一種不可醫治的絶症
儘管多次治療仍不見效果。我出生後的性情是熱烈而溫順的，當然也感受到了社會變化的反覆。幼時，我被迫與人隔絶，孤獨地生存着。我想衝破這種環境，但受了兩次慘痛、悲傷的聽覺影響而遭到慘敗。
但我不能向人明說：請大聲些，請大聲地叫喊！因為我是一個聾子啊！我怎能讓某種個人感覺存有虛弱，而這感覺在我是比別人更為敏感的！我的聽覺曾是十分完美的，而這完美不是生活的快樂所能比擬的——呵，我不能想它。假若我又回到家中居住的時候，請你們原諒我；而我將很快樂地跟你們生活在一起。我不幸遭遇中最使我感到加倍痛苦的，就是我走向了一條不瞭解世事的路；不可能有朋友和我重歸於好了，沒有適宜的交談，沒有思想上的交流，在社會上我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我生活得有如一個逃亡者，若我走近一個人的身邊，恐怖立即佔據我的整個身心——這就是我在上半年避入鄉間的原因。聽了「聰明的醫生」的命令，我過着僻靜的生活，他說我的聽覺會恢復的，我也是如此希望的。
雖然我是如此地熱愛社會，但這是一個多大的恥辱：當一個人站在我的身邊聽著牧童在歌唱，而我卻「聽不見的」時候；不遠處響着笛聲，我「又聽不見」的時候，這種狀況帶給我的痛苦是何等巨大啊！我似乎感到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只有藝術讓我沒有白頭！呵，在我沒有將我所知道的、體驗到的東西表達出來之前，要離開這個世界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又繼續這殘破的生存——真正的殘破，一顆富於靈感的心受到某種打擊之後，立刻會從最佳的狀態跌落到最差的狀況。忍耐——我現在一定要將其選作護身符。我是這樣做了，我的決定或者能使我改變一些，或者也不能——我是作了這種準備的。我在
28歲的時候几乎成了哲學家，呵，這不是容易的，至少在藝術家看來是困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