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8年
4月，喬治·桑又回到了巴黎，弗雷德里克的身影好像一直伴隨着她，即使她看到窗外大街上駛過的馬車，裡面都可能有他的熟悉咳嗽聲。
瑪爾里亞妮是個好聽眾，但不一定是一個願意幫助牽線搭橋的熱心人。於是沃伊切赫·格日馬瓦
1793—1871則成了喬治·桑求助的主要對象。
格日馬瓦曾是波蘭「愛國同志會」成員，波蘭
11月起義時他曾肩負外交使命駐倫敦，起義失敗後流亡巴黎。他喜愛音樂、繪畫，與弗雷德里克、喬治·桑的關係都很融洽。
不過對於這種求助的事，格日馬瓦還是謹慎地勸告喬治·桑。因為在別人的心目中，格日馬瓦已經自覺地承擔起保護弗雷德里克的義務和職責。
喬治·桑只好以驚人的坦率口氣表白自己，「對於那些根據表面現象判斷我的人，我在他們眼裡可能是個瘋子或者是個偽善者。但是，任何一個觀察過我並瞭解我心靈隱秘的人，都會看到我實際上是個怎樣的女性，他看到的必然是一個熱烈崇拜美的女性，一個優柔寡斷、經常想入非非，但總是抱著美好的信念去行事的女性，一個從來不小氣，也不記仇，脾氣十分急躁，但感謝上帝，很容易忘卻委屈和惡人的女性。」
她下決心要給予弗雷德里克「純真」的一切：純真的愛情、純真的幸福、純真的關懷、純真的一個親吻。
從此弗雷德里克的琴聲在哪裡響起，喬治·桑的半男半女裝束也必然出現。她恪守自己的諾言，竭力去博得弗雷德里克的好感。
有一次，喬治·桑遞給弗雷德里克一張紙條，上面寫着火辣辣的詞語：「有人愛你。”在這潦草的字句下，一位女演員又用花體字接連寫着：“我也愛你，我也愛你，我也愛你。」
這張紙條一直被弗雷德里克保存着，也許這樣赤裸裸的「愛」就像一首詠歎調。他外表不顯聲色，內心卻十分渴望這種大膽、直率的「愛」，彌補他以往失去的異性溫柔。
終於有一天，弗雷德里克覺得喬治·桑並不令人討厭，相反她身上有一種獨特的魅力正是他自己所缺少的。
在瑪爾里亞妮夫人的豪華客廳裡，或者坐在格日馬瓦寓所的窗前，弗雷德里克不再迴避喬治·桑詩一般的問候。後者也在面對面談話時，發現他的深凹眼睛有時是淡褐色，有時好像是藍灰色。
不過弗雷德里克的目光裡仍然時時掠過一絲不安，這是他在告誡自己不能掉進這個法國女人精心編織的柔絲情網裡，雙方關係的發展只能標上減弱音符。
5月份，喬治·桑失望地離開了巴黎，她實在不明白這位漂亮的波蘭小伙子為什麼會有如此強大的控制力量。
但她想想又不讚成這種扭曲的自我束縛行為，她在寫給格日馬瓦伯爵的信中認為，「他的自我剋制是出自不正確的動機……在您家裡的時候，在我們告別的那一瞬間，他想不為最後的一次誘惑所打動，對我說了幾句出乎意料之外的話。他好像擺出一副假道學的派頭厭惡世人的粗俗，因受過誘惑而感到羞恥，似乎再一次表現出自己的激情，便會玷污我們之間的愛一樣。這種對愛情的態度總是使我憤懣。」
在法國式熾熱愛情的包圍下，弗雷德里克最後一道防禦綫還是被攻破了。
6月份，喬治·桑又回到巴黎，她在弗雷德里克面前證實了自己無私的愛，從此開始了她與他長達近
10年之久的愛情故事。
他倆對這個遲早會發生的甜蜜開局都保持謹慎的態度，並沒有公開同居。喬治·桑仍然住在瑪爾里亞妮夫人那裡，每天晚上筆耕不已。弗雷德里克和往常一樣在自己的寓所裡教課、彈琴和創作。
知道他倆秘密的僅僅是幾個熟知內情的密友，一位畫家準備為他倆勾勒一幅雙人肖像。
「在我們的天空中沒有一絲烏雲，在我們的湖泊中沒有一粒沙子。」
喬治·桑彷彿又回到了純潔的少女時代，將弗雷德里克想象成自己玫瑰夢中的白馬王子。
這又是一個落入俗套的愛情故事，但是世上沒有一片愛神的綠葉是完全相同的。
他倆在扮演王子和公主的角色過程中，都不自覺地改變着自己某些不良習慣，縮短了兩人之間行為方式的差異，並在各自以後的創作中留下了對方的聲音和特長。
這時弗雷德里克
28歲，喬治·桑比他大
6歲。他倆的性格不同，其間相距的差別就像法國和印度尼西亞一樣遙遠。
弗雷德里克外表溫柔，生怕惹事生非。然而喬治·桑則是性格外露，直率、開朗，在任何社交場合中都喜歡標新立異，招來各種非議。
他恪守着某些貴族傳統的清規戒律，喜歡華貴的服裝，舒適的沙龍氣氛，甚至他譜寫的樂譜中也處處點綴着裝飾性很強的音符。
她則藐視陳規陋習，敢笑、敢說、敢唱、敢寫，從小生活在鄉村中，大自然中淳樸、清新、寧靜致遠的氣氛才是她心目中最美的人間樂園。
但是他與她又是能夠互相補充的一對，在特定的條件下，誰也無法離開對方。
弗雷德里克在生活上總是希望依賴他人，即使連明天穿什麼衣服，下一頓吃什麼，今年夏季度假的地點等等，他都不願分神去想。上帝造就了他一雙神奇的雙手和具有天賦的音樂腦袋，他一生最美好的享受就是在鋼琴前度過的。
喬治·桑恰恰是一位體貼入微的出色組織者，輕而易舉地解決了弗雷德里克的頭疼難題。她像一位面帶笑容的姐姐，又像是耍點小玩樣的調皮妹妹，巧妙地調節着弗雷德里克的生活節奏和情趣。
她喚起了弗雷德里克關心他人的情感，開始留心對方的行為舉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