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奏曲原為即興風格的自由曲，是靈活多變的短小序奏性樂章。隨着他的生活閲歷大為豐富等因素出現，「新的主題就像一群蜜蜂似……襲來」。其實弗雷德里克在一兩年前就已開始嘗試前奏曲的創作，現在則形成了一個高潮。
顯然他繼續採用了巴哈那樣每首單主題的作法，並各自成為單一樂章，用遍大小不同的
24調，按純五度關係排列而成，其構思與和聲語言新穎，極富有獨創性。
弗雷德里克也很喜歡這些前奏曲，承認自己雖然沒有巴哈那樣的耐心，「寫不出那麼多首」，「不過即使這些前奏曲又短又小，我也是花了很大的功夫才寫成的」。
在這時期裡他還創作了第二首諧謔曲、即興曲和一首以密茨凱維奇《我的心上人》詩句為詞的歌曲等。
諧謔曲在弗雷德里克的大型樂曲中佔有重要地位，在三四十年代裡共寫了
4首諧謔曲。
其實弗雷德里克也只是套用諧謔曲的名稱，其內容與結構形式已不同於以往的諧謔曲，不再具有在交響樂中被用來代替小步舞曲的詼諧和幽默的性質，純粹是戲劇性作品。其結構龐大、富於展開性，能容納更為深刻、複雜的內容，接近於他的敘事曲。
他的第二首諧謔曲雖然沒有第一首D小調諧謔曲
1831年那樣具有劇烈的悲劇性衝突，但也具有鮮明的戲劇性，富於奔放的激情，旋律的展開寬廣，充滿着光輝、明朗的色彩。
1838年
2月，弗雷德里克在巴黎杜伊勒利王宮裡演奏了自己的幾首作品，聽眾則是國王路易·菲力蒲和皇家成員。這對於一個客居巴黎的外國音樂家來說是一件值得慶賀的大事，更增加了弗雷德里克在巴黎沙龍中的名聲和地位。弗雷德里克過了
28歲的生日之後，第一次違背了
6年前的許諾——不舉行公演，參加了在魯昂市政廳舉行的一次音樂會。
外界人士認為弗雷德里克是為了支持波蘭同胞奧爾洛夫斯基，後者剛被任命為魯昂管絃樂團指揮。
魯昂距離巴黎有近百里之遠，但一些有名的音樂評論家仍然不辭辛苦地趕來，聆聽這位久久不願露面的鋼琴大師演奏。弗雷德里克也沒有想到《E小調協奏曲》能夠獲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這也是
3月
25日《音樂報》上一位資深音樂評論家勒古維的驚呼，並破例地使用了「巨大、巨大”的詞語。他認為，“蕭邦只有在對自己祖國的熱愛和偉大事業的感召下才能改變不願舉行公演的習慣。」
勒古維真誠地希望弗雷德里克不要離開舞台：出來吧，蕭邦，出來吧！讓這一成功使你下定決心。不要再自私了，把你的偉大天才奉獻給人類，接受你的才能賦予你的使命，結束造成音樂界分裂局面的爭論吧。
假如別人問誰是歐洲最偉大的鋼琴家，是塔爾伯格，還是李斯特，你應該讓我們這些聽過你演奏的人能夠回答：是蕭邦！
人們熱情地希望弗雷德里克·蕭邦的名字成為歐洲樂壇上享有「偉大」殊榮的象徵，但弗雷德里克不顧外界如何呼喊，還是又縮回了裹緊自己的「外套」裡。
顯然弗雷德里克給自己訂下的戒條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膽怯和自私，他害怕失敗，害怕聽眾的評論，更害怕陷入于準備公開演奏前緊張不安的氣氛裡。
他喜歡少數知音朋友所營造的沙龍氣氛，在這樣寬鬆、和諧、舒適的環境裡才能淋漓盡致地發揮自己的才華，平時女性般的羞澀這時也會化為王子般的翩翩風度。
如果聽眾苛求他的琴聲音量太小，不如說是扼殺他的演奏個性；然而呼籲他重新登上舞台，也無疑是要他冒着風險與功成名就的地位做大膽的自我挑戰。
現在他討厭任何干擾，公眾的歡呼、唿哨、掌聲也已經聽夠了，只想靜靜地享受一下屬於自己生活的樂趣。
「出來吧，蕭邦」的呼籲未能激起他本人的感情浪花，但是他一直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波蘭人，這時他的創作又顯示出藍天般的寬廣胸懷和大膽開拓的勇氣。
對此，一位法國旅行家、作家阿·德·居斯蒂納
1790—1857曾對弗雷德里克說：「波蘭作為一個整體是不幸的，但它的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星星，它會補償他經受的不幸。」
第五章 愛情曲
1他的「晨星」西班牙駐巴黎總領事的法國妻子瑪爾里亞妮耐心地恭聽一位女作家講述的愛情故事：我體驗過形形色色的愛：有藝術家的愛，女性的愛，姐妹的愛，母親的愛，修女的愛，詩人的愛，誰知還有其它別的什麼愛？
也有過這樣的愛，它剛在我心中誕生，又在同一天裡消亡，而作為這愛的對象，卻從來也不知情。也有過這樣的愛，它把我的生活變成了苦難，它使我絶望得几乎發瘋。也有過這樣的愛，它使我整年與世隔絶，如同被關在修道院裡，被禁錮在某種極度的禁慾主義之中。而這一切都是絶對真摯的。
聽著喬治·桑的精彩描繪，瑪爾里亞妮伯爵夫人在自己的府邸裡度過了美好的時光，她在這位新近住進來不久的女作家嘴裡也常常聽到弗雷德里克的名字。
伯爵夫人覺得自己已得到了喬治·桑的信賴，感謝對方把心底的秘密毫無保留地說出來。並且她還知道了喬治·桑在過去一年多里的情況。
自從
1836年
12月最後一次見到弗雷德里克以後，喬治·桑顯示出一個剛強女性的勇氣，在法庭上成為一個勝利者，她獲得了同丈夫合法分居、享有諾昂房地產和撫養孩子的權利。
她的創作精力旺盛，出版了兩部新的小說《莫普拉》和《製作鑲嵌畫的師傅們》，並撰寫了幾篇鼓吹婦女社會地位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