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他停下彈奏，抓起筆飛快地記錄下剛纔即興彈奏的每一個音符——著名的《C小調練習曲》，後來被稱為《革命進行曲》，記載了一個在異國他鄉的波蘭小伙子對永不屈服祖國的思念和讚美。
有人認為這種激情之下的創作只是一個美麗傳說。其實拘泥于創作的具體時間、地點的煩瑣考證，往往忽視了這時弗雷德里克正處于一生音樂創作的重要轉折時刻，即由原先「樂」的浪漫基調轉變為「悲」，優美柔和的主題逐漸展開，發展為嚴峻的音調，具有戲劇性力量的憂鬱之美。
不過他以後的音樂創作有着明顯的二重性：一方面他有着為自由、民主祖國而戰的強烈愛國主義，他曾說：「倘若能夠的話，我要奏出所有能喚起茫然、激憤、狂怒情感的音調，為了哪怕是一鱗半爪地捉摸出場的部隊
指波蘭國王楊·索別茨基三世，1624—1696，曾與土耳其人作戰，收復了許多領土而名震歐洲所唱過的歌曲，這些歌曲的零零落落的回音仍然在多瑙河畔某些地方繚繞不散。」
另一方面他有時也討厭戴着假面具的社交場合，只有回到鋼琴前才能找到真正的感情。不過他那纖弱膽怯的心理卻時常需要有魅力的溫順的他人一雙手來安撫，他是個缺乏獨立生活能力的弱者。一旦失去友情、愛情，他便會無法控制自己，陷入一個可怕的感情漩渦之中，傾述在鋼琴的黑白鍵上。
音樂創作的本身就包涵着極為豐富的思想感情，如果沒有標題點明，很難將以上兩者區分開來。不過有「音樂耳朵」的聽眾仍然可以品味出其中的主旋律——作者內心的世界。
弗雷德里克的思想感情也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加之他從小與貴族階級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因而對貴族階層的仰慕與厭惡，對暴力革命的贊同與冷淡，對祖國的懷念和個人的傷感情調，對民族音樂的熱愛和對音樂美學的某種保守、嚴謹色彩，對音樂創作意境的孜孜追求和無意識地去完成什麼社會責任等等。這些二重性的複雜因素糅和在一起，引起了不同時代不同音樂美學代言人的不同評價。
弗雷德里克無暇去思考這些嚴肅的問題，仍然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頑強地顯示着自身音樂天才的價值。
1831年
9月，弗雷德里克到達巴黎，這裡成了他後半生的第二故鄉。
奇怪的是尼古拉似乎從未叫兒子去看看還在法國洛林鄉村的親戚，弗雷德里克也未提出過類似要求，也許他根本不知道。
陌生的巴黎在弗雷德里克的心目中留下了新奇的第一印象，橫跨塞納河的一條條狹窄街道上車水馬龍，兩旁商店生意興隆，攢動着亂蓬蓬的人頭。
一輛輛老式笨重的馬車「咕隆隆」響着，小販在高聲叫賣淫穢庸俗讀物，漂亮的姑娘露出迷人的笑容與路人搭話。表明各種政治傾向的紳士身穿不同顏色的短襖，也有人對戰敗的波蘭公開表示同情，反對法國國王路易·菲力浦的示威遊行隊伍甚至與警方發生衝突。
長期生活在壓抑環境中的弗雷德里克在這裡似乎第一次呼吸到自由、民主的新鮮空氣。他給朋友信中興奮地說：「巴黎是一座人們可以為所欲為的城市……你可以縱情享樂。哭、笑、打哈欠……幹什麼都行。根本不會有人來注意你在幹什麼，因為周圍有千千萬萬的人都在做同樣的事，只不過方式不同罷了。」
但是弗雷德里克的處境並不妙，衣袋裏的推薦信能起多大的作用，還只是一個可憐的迷。每天必須要支付生活費用的數額，也在時時提醒着弗雷德里克：節省，再節省。
波瓦索尼埃大街的一幢樓房頂層，可以望見有名的蒙馬特爾高地。
這裡就成了弗雷德里克剛到巴黎的住處。
從生活低層的角度觀察這個光怪陸離的巴黎城市，弗雷德里克漸漸地改變了最初印象：這裡有最豪華的生活，有最醜惡的行徑，有最偉大的慈悲，也有最深重的罪惡。
每走一步都可以看到有關醫治花柳病的廣告。叫喊聲、嘈雜聲、隆隆聲和污穢多到使你難以想象的地步。
不過讓弗雷德里克感到寬慰的是巴黎有一個波蘭貴族圈子，其中有不少是華沙淪陷後被迫流亡到這裡的。
在這圈子裡，他能聽到久違的波蘭語，只有這時他才會露出笑容。
而華沙的劇變細節也是他所關心的，他希望能在這裡遇上自己苦苦思念的親人和朋友。
他在寫給已去柏林的庫梅爾斯基信中說：「你比我更幸運一些，你離自己的親人越來越近，而我可能永遠也見不到我的親人了。」
自從離開華沙的家園之後，發生了一連串難以置信的突變事情，他的思想感情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大起大落的劇然波動。
他在經受各種磨難的過程中，時而覺得自己的熱血在沸騰，時而彷彿墜入冰窟。有時徬徨沮喪，有時興奮得像個孩子。
他逐漸在成熟，但又往往無法完全成熟。他喜歡按照自己意志和興趣去處理生活，聰明、敏感與優柔寡斷在他身上竟然結合得如此奇特。
他有時想迴避現實，重新回到天真無邪的童年時代，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我覺得好像這一切往事都是一場夢，連真正發生過的事情我都不能相信……什麼時候我們才能面對面坐在一起回憶往事呢？」現實生活不能總是靠沉湎于回憶之中來度過。然而巴黎又能給他帶來什麼呢？
4選擇了自己的路
19世紀的巴黎是歐洲的藝術中心，弗雷德里克情不自禁地說：「這兒有世界上第一流的音樂家和歌劇團……我想在這裡獃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