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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房裡總有很多人，衣衫襤樓的，忍饑挨餓的，怕見陽光的，他們像貓頭鷹似的生活在這棟破樓裡，我和加那瓦洛夫是他們的座上客，因為他和我，從麵包房出來時，總是帶了又大又白的圓麵包，在路上還買了一俄石伏特加酒和一盤「熱菜」——肝呀，肺呀，心呀，肚呀什麼的。只需花上兩三個盧布我們就能請加那瓦洛夫所稱的「玻璃廠的人們」美食一餐。
作為回報，他們給我們講故事，所講的故事中，驚心可怖，撼人心魄的真事和最樸實的謊言神奇地交織在一起。每個故事在我們眼前彷彿如一條條花邊，上面多半是黑線——這是真事，色彩艷麗的綫——是謊言。這種花邊落進了腦海和心田，並用它那各種各樣殘酷的，讓人心痛的畫面緊壓着腦子和心，壓得它們發痛。「玻璃廠的人們」用他們的方式愛着我們——我時常唸書給他們聽，而且他們几乎總是聚精會神，若有所思地聽我說書。
這些被生活所拋棄的人對生活的深刻理解使我驚訝不已，我如饑似渴地聽他們的故事，加那瓦洛夫聽的目的是想駁斥講敘者的高論並且把我也拽進去爭論一番。
聽了一個衣着奇特，看上去不好惹的人所講的生活和墮落的故事，——聽了這種帶有證明和辯護意味的故事，加那瓦洛夫若有所想地微笑着並搖了搖頭。這一舉動被人察覺了。
「你不信，廖沙？」講敘者叫道。「不，我信……怎麼能不相信人呢！就是你看到——他在撒謊，也得相信他，聽他講，並且儘力去理解他幹嗎要說謊。有時候說謊比說真話更能說明一個人……而我們對自己又有什麼真話能說呢？只能是一些污言穢語……可說謊要好一些……是嗎？」
「是呀，」講故事的人讚同地說道，「可你為什麼仍搖頭呢？」「為什麼？因為你推論得不對……你說起來好像是你的夥伴們和各式各樣的路人而不是你自己導致了你整個一生。可這段時間你又上哪兒去了呢？你為什麼沒有力量來自控你的命運呢！結果是我們總是怨天憂人，可我們也是人呀！也就是說，我們也同樣可以被人怪罪，別人妨礙了我們的生活——意味着我們同樣也妨礙了別人的生活，對不對？哈，這又怎麼解釋呢？」
「應該建立一種無拘無束的無人妨礙的生活。」別人對加那瓦洛夫說。
「又由誰來建立生活呢？」他得意洋洋地問道，擔心別人會搶先回答，又立即答道，「我們，我們自己！如果我們不能建立生活，建立得不好，那我們又如何建立生活呢？歸根結蒂，我的弟兄們，關鍵全在——我們！嗯，可是顯而易見，我們是些什麼人……」
他遭到他人的反對，為自己辯護，可他一味地堅持自己的看法：沒有人在什麼地方有負於我們，人們都是咎由自取。要他放棄這種論點的根據是極為不易的，要接受他對人們的看法也很難。一方面，他認為他們在法律上有能力建立自由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們是如此軟弱，脆弱，一無所長，只會你怨我我怨你。
大多數時間，這類爭論總是從中午開始，几乎要到半夜才能作罷，然後我和加那瓦洛夫一道從「玻璃廠的人們」那兒踩着齊膝深的泥濘，摸黑回來。
有一回我們險些兒陷入這類泥坑中，還有一回我們碰上了圍捕，並在警察區同
20個「玻璃廠」的各種朋友過了一夜，在警察局看來他們都是些形跡可疑的人。有時候我們不願大放厥詞，便到遠處河對岸的草地上，那裡有一些小湖，湖裡滿是春汛時游來的小魚兒。在其中一個小湖的岸上灌木叢裡我們燃起篝火，我們點起篝火，無非就是想把環境弄得美一點，我們不是唸書就是探討生活，有時加那瓦洛夫若有所思地建議道：
「馬克西姆！讓我們看看天空吧！」
我們仰臥着，望着我們頭頂上深邃的藍天，開始我們聽到四處是樹葉的沙沙聲和湖水的拍擊聲，感覺到自己身下的大地……隨後，漸漸地，藍天彷彿在把我們吸引到它那兒，我們失去了存在的感覺，像是脫離了土地，在無邊無際的空中遨遊，處于一種迷迷糊糊、無憂無慮的境地，我們為了不破壞它，儘量不言語、不活動。
我們就這樣一躺就是好幾個小時，隨後就回家幹活，身心感到煥然一新。
加那瓦洛夫喜歡大自然，愛得那樣深，無以言表。在田野或者在河邊，他總是洋溢着某種安詳和溫柔的情緒，使他益發像個孩子。有時他凝望天邊，深深地嘆息說：
「啊！……真好啊！」
在這讚美聲中，飽含着比許多詩人的詩句更多的含義和情感，詩人們讚美大自然，與其說是因其對大自然的無法言表的柔和的美髮自內心的膜拜，倒不如說是出於保持自己作為對美有着細膩感觸的聲譽……
正如一切事物，詩被當成一種職業，詩也因之喪失了其神聖的質樸。
日復一日，過了兩個月。我和加那瓦洛夫談了許多，也念了很多書。我時常把《斯堅卡暴動》唸給他聽，他已經都能靈活自如地用自己的語言一句一句從頭至尾表述這本書了。
這本書對他有時候如同一個富有魔力的神話對於一個敏鋭的孩子一般。他稱呼那些和他打交道的對象，用的就是書中人物的名字，而且還有一次當一個裝麵包的盤子從架子上掉下打壞了，他氣惱地、惡狠狠地叫道：
「哎，你這個普洛佐羅夫斯基將軍！」
烤得不好的麵包他稱之為弗洛爾卡，酵母他叫作「斯堅卡的小枕頭」，而斯堅卡其人卻成了所有不同凡響的、巨大的、不幸的、不成功的同義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