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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那虛無主義卻又企圖制止、支配他的感情流向，於是兩者的矛盾鬥爭導致了巴扎羅夫的個人悲劇。書中說道：「他本可以輕易地平息血液的騷動，但他體內孕育着某種新的東西，對此他從未允許存在過並曾有意地把它剋制過，他的自傲曾堅決反對過。」他用盡一切力量來壓制自身的天性，結果如何呢？情場失敗後他戲劇性地承受着單戀的痛苦和委屈，失去了內心的平衡，心靈的歡愉和工作的情緒。「工作的狂熱勁兒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苦苦的寂寞感，心緒不寧，他一舉一動都顯得那樣疲憊，甚至他行走時也不再是邁着那種堅實的、勇往直前的步子。」巴扎羅夫說他自己在糟蹋自己並非出之偶然，因為他曾嘲笑過帕維爾·基爾薩諾夫，曾嘲笑過他的愛情悲劇，然而他現在輪到自己感受愛情悲劇帶來的傷痛。巴扎羅夫的心靈危機也表現在哲學的和社會的悲觀主義中。他和阿爾卡季躺在乾草垛旁出聲想道：「我所佔有的這一小塊地方比起廣大空間來是如此地狹小，而那廣大空間裡沒有我，也與我無關；我得以度過的這個時段在永恆面前是如此地渺小，而我到不了永恆，永恆中沒有我..可就在這顆原子中，在這數學的一個點上，血液卻在循環，腦子卻在工作，有所希冀..」人與自然不是相悖的對立關係，但在巴扎羅夫看來卻是兩種絶然相反的力量。他在確認人的精神力量的同時，不得不為自己依附於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大自然而哀傷。巴扎羅夫從哲學上的悲觀主義，從他與自然界的心理隔閡，滋生出他對後代人命運的冷漠。「舉個例，」巴扎羅夫對阿爾卡季說，「今天你走過村長菲利浦家他那白白的、漂亮小屋的時候說，如果俄羅斯最後一個農民也能住上這樣的小屋，那時俄羅斯就達到完善的地步了，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促使它實現..但我憎恨諸如菲利浦或西多爾這樣的最後一個農民。幹嗎我要為他們拚死賣力，他連謝也不說一聲？..即使對我說聲謝，又值得了多少？他住上了白白的漂亮小屋，我則將老朽入木，往後又怎樣呢？」不過，在小說《父與子》中，個人主義者與大自然隔閡而產生的悲觀，由屠格涅夫縫補了，承作者之力，在大自然面前的人的失落感在某種程度上得以彌合。巴扎羅夫過早地夭折，死於即將發生大變革的社會的門檻上，屠格涅夫在小說結尾處描寫了荒蕪的鄉村公墓，巴扎羅夫年邁父母無法消解的痛苦之後，接着以強勁的抒情表示了他對生命價值和意義的堅定信念：「難道他們（指年邁的父母——譯者）的祈禱、他們灑下的淚水是沒有結果的嗎？難道愛，神聖的、真摯的愛並非萬能？哦，不！掩埋在墓中的不管是顆多麼熱烈的、有罪的、抗爭的心，墓上的鮮花依然用它純潔無邪的眼睛向我們悠閒地張望，它們不只是向我們述說『冷漠』的大自然有它偉大的安寧，它們還談及永遠的和解和那無窮盡的生命..」自然生命有其多樣性和無窮性，這是永恆的規律，屠格涅夫以此作為活潑、樂觀的結尾，讓悲劇得到昇華。
在這裡，由不可避免的矛盾引起的悲劇，因認識到世界是個辯證地發展着的過程，因觸摸到強勁的、飽滿的自然生命整體及它內部的和諧性，從而得到了化解。
歷來的學者們都認為，巴扎羅夫就其本質而言，是和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人」的種種社會一心理典型聯繫着的，是和時代的主要意識傾向聯繫着的。
確實，作者為塑造「民主主義者總體形象」廣泛蒐集了生活素材，把觀察所得預先記進日記，用心注意着杜勃羅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皮薩列夫、扎伊采夫及其他許多民主主義者的行為、觀點。屠格涅夫與他們的交往當然也有助于這篇小說的創作，不單單如作者自謙那樣取自「熟人德米特裡醫生」。作者力圖通過巴扎羅夫創造出一個六十年代民主主義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這個典型代表最主要的特徵是全面否定一切。但這形象是如此地氣勢磅礴，以至不為那個時代空間所限。屠格涅夫說他的巴扎羅夫的種種特徵不僅僅涵蓋六十年代的話是可信的，因為他寫巴扎羅夫，把巴扎羅夫包括在抱著「真誠地否定」的廣大一群人之中，他不僅把主人公和杜勃羅留波夫並排放在一起，也把他和別林斯基、巴枯寧、赫爾岑等放在一起，從而他的認識價值超過了所展示的那個年代。
隨着歷史的進展，巴扎羅夫的形象越來越變得複雜，當代人論及屠格涅夫這篇小說的時候依然在不斷爭論，提出一個接一個的看法，（至少我這裡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們便是如此。）看來，屠格涅夫確實成功地展示了俄羅斯民族意識和俄國社會發展的某些內在特點。
一「怎麼，彼得，還沒影兒嗎？」問這話的是位四十來歲的老爺。他沒戴帽，裹件蒙塵的大衣，穿一條方格眼兒的褲子，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那一天從××大道旁的馬車店裡走出來，站到門口低矮的台階上，問他的僕人。
僕人是個年輕小伙，大臉盤，下巴處剛生出淺色的茸毛，瞪着一雙顏色渾濁的小眼。
僕人的一切，包括耳根上的青玉環子，顏色深淺不等、塗了油的頭髮和那恭敬從命的模樣兒，一句話，都顯示出他屬於受過新法教育的一代。他順着主人的意思，瞧了瞧大道，稟報道：「是的，還沒影兒。」
「沒見影兒？」老爺又問。
「沒見，」僕人答道。
老爺嘆了口氣，坐到露椅上。趁他收腿坐著、一邊打量四周、一邊沉思的時候，且讓我給讀者作些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