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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阿爾伯特躋身英國政治以來，他一直把自己所有精力與才智放在王權的鞏固與擴大上。面對自
1832年「改革法案」以來黯然失色的君主立憲制，面對國王被看作一個傀儡只會按照大臣的意願「或點頭以示贊同，或搖首以表不許」的窘境，在男爵斯托克瑪的指引下，阿爾伯特決不放棄維護君主合法地位的任何機會，在他看來，國王當有為其內閣會議永久之主席的權力，應處于終身首相之地位，具有至高無上的懲戒權，國王甚至可以自始至終地參與政府的決策，他極其羡慕威廉三世的地位——他既主持其樞密院
相當於現今之內閣，同時又是一位立憲君主——儘管阿爾伯特的想法與當時時代的發展背道而馳，但他仍然堅忍不拔地努力將它付諸現實。
帕麥斯頓便是在這種背景下被揮到一邊的。
然而事情並不是那麼的簡單。由於阿爾伯特與帕麥斯頓的衝突遠遠地超出了倆人之間恩恩怨怨的範圍而涉及到兩個民族文化性格與整個時代主要矛盾之間的對抗，而這種對抗之間的勝負是很難分辨的。代表封建君主利益的阿爾伯特必然要受到正在發展的資產階級進步勢力的扼制，而代表日耳曼民族文化的阿爾伯特又必然招致絶大部分英國從上層到下層的民眾的圍攻，而這種扼制與圍攻隨着帕麥斯頓的被免而變得更加厲害、尖鋭。
阿爾伯特的勝利是短暫的。幾個星期後曾與阿爾伯特站在一邊的首相約翰迫于議院的壓力被迫辭職。由輝格黨人和比爾的追隨者組成的聯合內閣成立了，首相是前外交大臣阿伯頓勛爵，而帕麥斯頓再一次進了內閣。
這還僅僅是一個開端。從帕麥斯頓事件中人們感到社會在倒退，君主地位重新上升，而這個地位正在上升的君主的職責在實際上卻由一個在憲法上無明文規定的人物所行使，此人對於君主有着模糊而又無限的影響，這個人就是阿爾伯特。阿爾伯特也曾承認自己的責任是融自己個人的存在於妻子的生活之中……以彌補其作為一個女人，在行使其君主職責時難免會出現的各種缺陷，時刻密切地關注國家事務的各個方面，使她得以在面臨各種紛繁而艱巨的問題或職責時能隨時給她以忠告和支持。這些問題或職責有時是國際事務方面的，有時是政治方面的，還有社交方面的，個人生活方面的。
作為當然的一家之長，她的家務總管，私事助理、政治上的惟一心腹，以及她在和政府官員通信交結中的惟一助手，此外還是女王的丈夫，皇室子女的老師，女王的私人秘書以及她的終身大臣，他有這個義務。
「這是相當危險的」，國民卻總是這樣認為。
於是所有的怨恨一齊發泄在這個異國青年甚至還包括那個受異國青年控制的女王身上。當時正處在克里米亞戰爭前夕，帕麥斯頓極力主張向俄宣戰而阿爾伯特罷免了他，因此到處都在揚言女王的丈夫是一個賣國賊，一個俄國的哈巴狗，他將英國的政策導向有利於英國的敵人的方向。所有的這些指控充斥了所有報刊，公眾集會上的反覆張揚，私人談話中的細緻渲染，使一切變得更加極端而離奇。甚至在倫敦街頭叫賣的半便士一張的小報上也刊登有這樣的打油詩：土耳其戰爭將打響，晦氣已經撞上了，那個陛下的老公小阿爾，成了俄國佬。
老阿伯頓露了面，愁眉苦臉黃又瘦，還有約翰老牛挺大肚，填滿骯髒的俄國油。
上星期一夜裡猛地一驚，阿爾從床上滾下地。
德國小子滿口囈語中了邪，你聽他怎樣抱怨又抽泣！
他抹淚告訴維：「我要逃，一直逃到聖彼得堡。」
據說維翻身下床，用睡帽將他抽了個飽。
這首詩有一個諷刺性的題目，叫做「可愛的阿爾伯特！」到了
1854年
1月，風傳阿爾伯特因犯了叛國罪被逮捕，還說要將他押解至國家監獄倫敦塔，甚至還有人說女王本人也一併被抓了起來，後來，也真有一大群人聚集在倫敦塔四周，期望有一天看到這對國家元兇走入監獄。
真是無稽之至，但它卻說明一個事實，皇家夫婦已不得民心。
但
1855年發生的克里米亞戰爭為女王夫婦重樹自己的威信提供了極好的機會。克里米亞戰爭是
1853—
1856年間由俄國與英國、法國、土耳其、撒丁王國之間為爭奪殖民地的一場狗咬狗的戰爭。俄國力圖擊敗土耳其控制黑海海峽，進而插足巴爾幹半島，於是
1853年出兵土耳其。英法也企圖控制土耳其，霸佔近中東。
雖然在阿爾伯特的影響下，罷免了一直力主參戰的帕麥斯頓。阿爾伯特也因此遭到民眾之譴責。但阿爾伯特本人在對待克里米亞戰爭上的態度與帕麥斯頓卻是一致的。
1853年
10月，俄土戰爭爆發，
11月俄軍擊潰錫諾普港的土耳其艦隊，引起了英法極大的不滿，
1854年
3月，在阿爾伯特的支持下，英王宣佈對俄作戰。
對俄宣戰的消息很快傳遍全國，人們這才發現他們誤解了阿爾伯特，人們對阿爾伯特的愛國之心深表敬佩。更為稱心的是，阿爾伯特與維多利亞在第二年即罷免了在戰爭中表現不力的阿伯頓勛爵而重新啟用帕麥斯頓勛爵，帕麥斯頓替代了阿伯頓做了英國的首相。
一切又朝着向女王夫婦有利的方向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