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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還希望她的丈夫能從國庫得到一年
5萬鎊的俸金，又是因為托利黨的反對，他只得
3萬鎊，他們甚至對這
3萬鎊亦極為不滿，他們到處宣稱，廣大的民眾還正在貧窮的煎熬中，而
3萬鎊已是全科堡的歲收……另一件事情也使女王煩惱不已，自從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事件以來，詹姆斯·克拉克爵士一直被厄運攫着，他那興隆的營業一敗塗地無人問津，但是女王的固執使她仍舊信任他，並把他留下來繼續充當侍醫，她要向世人顯示她毫不在乎他們的非議。然而不爭氣的詹姆斯·克拉克竟然愚蠢到連自己的主子——維多利亞女王的病也無法診斷，維多利亞發熱了，而這位禦醫卻認定是風疹。醫治並沒有效果。其實女王的病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病，是一種精神上的恐懼與憂鬱症，失去了梅爾本勛爵，而阿爾伯特王子又不在身邊，這才是這位年輕女人的發熱不安的癥結。
在阿爾伯特面前，她完全為王子的迷人的氣度所傾倒，而無暇有冷靜的思考，而現在，阿爾伯特的分離卻正好給了她機會，冷靜的思考卻並不能解決問題，女王的矛盾與不安是更加強烈了。一方面，她渴望她的親愛的阿爾伯特的早日到來，另一面她又擔心阿爾伯特的到來將意味着她將俯命于一種外來的管制——她要保證去尊敬、去服從某個人這將是多麼的可怕，她愛阿爾伯特，但她也愛權力，她可以是阿爾伯特的妻子，但她更應該是英國的女王。
但是，當阿爾伯特終於登上多佛港，穿著考究的服裝重新出現在女王面前時，她的所有的猶豫與疑慮便如同陽光下的輕霧一般消散了。而阿爾伯特也有同樣的感受，他感到，他已是一個準英國公民了，他在英國的全部人生從此開始。
1840年
2月
10日，婚禮如期舉行，盛大而隆重，祝福的讚歌與教堂的鐘聲在倫敦的上空久久地迴蕩。
四、面對緊閉的房門，女王不得不放下了所有的威儀，門立即打開了。
新婚後的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體驗到了一種無比的快樂，騎馬、跳舞、唱歌、逗樂，一切都令人眼花繚亂，心曠神怡。
但這種快樂是短暫的，阿爾伯特很快發現在這個新的環境中他不過是一個擺設、一種工具、一種僅僅為維護英國皇室體面的工具。
在政治上，他完全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物，梅爾本勛爵不僅是首相而且實際上也是女王的私人秘書，他一手把持着國家的政治生活，維多利亞也壓根沒想到賦予丈夫任何權力，早在訂婚期間，她曾在給阿爾伯特的信中表示：「英國人非常嫉妒外國人干涉其國家政治，已經有一些報紙表示出希望你不會干涉，現在，儘管我知道你決不會，但如果你受了封爵，他們仍然會說，王子想要干預政治了。」「我知道你決不會」，女王的態度是十分明顯的，她所希望的只是要阿爾伯特做一個無可挑剔的丈夫，而至于國家政治有她和梅爾本勛爵也就夠了。
這一切如果在以前對於阿爾伯特來說也沒有什麼，甚至按他的本性，他也樂得逍遙，但是現在，自從利奧波德舅舅的親信斯托克瑪男爵來到他的旁邊，他的生活態度已發生了重大的改變，斯托克瑪正孜孜不倦地把他推向那條當年利奧波德沒有走完的道路上，這一路程現在將由阿爾伯特來完成，在他看來，阿爾伯特的確是個傑出的青年，他不乏非凡的出眾的才能，但他最大的缺點卻是缺乏正當的志向和非凡的毅力，即終身從事艱巨的政治生涯的抱負以及為此而犧牲一切單純享樂的精神狀態，男爵的訓示與忠告，充滿了幾分慈父般的權威。他懂得他來英國不是為了尋歡作樂，而是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為善。他一定要「在所有事情上表現得高尚，有丈夫氣概和王者風度”，他應“為自己新國家的利益而生活、而犧牲，而去運用他的權力和努力來實現一項偉大的目標——促進同胞大眾們的幸福。」
然而，維多利亞的老一套又來了，當阿爾伯特在男爵的激勵下，鼓足勇氣試圖和維多利亞討論政治的時候，她先是逃避話題，大而化之地言論一番，隨即便轉而談起別的事情來，顯示出一副「王顧左右而言他」的狡詐。看來利奧波德當年的「錦囊妙計」不僅使自己飽嘗了苦果，而且還遠遠地殃及他的在英國的繼承人。而當阿爾伯特對妻子的行為表示不滿時，女王的解釋只是由於懶惰所致，或者說，只要和他在一起她就無法忍受讓類似政治這種枯燥無味的東西來煩擾她的頭腦。這一切冠冕堂皇，令阿爾伯特煩惱之至卻又奈何不得。
不僅如此，阿爾伯特甚至感到他的私人生活也極不自由。在女王的全部私人生活中，那個成天像幽靈一樣飄忽于皇室的萊恩男爵夫人擁有着至高無上的權力。女王甚至可以趕走她的母親卻不願和男爵夫人遠離一步，她的臥室仍在女王的隔壁，女王的所有私人信件依舊由男爵夫人處理，男爵夫人表面上不插手政治，而實際上，何為公，何為私，區別總是微妙難辨或者說正是這種公私難辨的影響才最為隱蔽，潛在而巨大，現在男爵夫人還是皇室的總管，把持着內庫的要職，女王的所有私事都先徵得萊恩的同意方能去做。阿爾伯特感到他和妻子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都在隔壁那一雙鋭利的眼睛的監視之下，極不自在。
而更糟糕的是女王對這一切毫無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