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寂寞。泰戈爾說：「我們把世界看錯了，反說他欺騙我們。」
你自卑。「你之所以感到巨人高不可攀，那只是因為你跪着。」
你痛苦。牧師悄悄告訴你：「人比神偉大，因為神不懂得痛苦。」
你違心。知道嗎：「世界上有許多事情必須做，但你不一定喜歡做，這就是責任的全部意義。」
你懊悔。聶·魯達《太陽頌歌》中說：「過去我不瞭解太陽，那時我過的是冬天……」你焦急。大仲馬講：「人生就是不斷的等待與希望。」
你受傷。羅曼·羅蘭用他巨如椽，細如針的筆在你心上寫着：「是愛，使他們恨得那麼深。」你明白了：愛是一個債，恨是一個債，我們無債卻都愛。
你哭泣。小女孩，只要有眼淚，就還有希望。不是嗎？
你無奈。連骨頭最硬、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都道：「人最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
你徬徨。因為契訶夫曾言：「越是高尚，就越不幸福。」
而你可知：「再微弱的光，也是刺向黑暗的劍。」
最後讓「世界之所以有了我們，是因為它需要更美」作結束吧。 給青年朋友們《中國青年報》蕭乾
我相信大道理你們已經聽得很多啦門弄斧，這裡，我就隨便跟你們聊聊天。我本想把題目寫成：「要是我能再年輕的話」，又覺得那是廢話！今年我連
84都過了，土埋了不止半截兒。還沒聽說誰返老還童呢。所以還是就向
90年代的青年說幾句話吧。
前些年還聽人批「活命哲學」——批的人，桌上可擺滿了補品。我要是個青年，就非把自己的身子練得結結實實的不可。因為不管你將來是從文還是從武，是搞科學還是鑽研哲學，身子骨兒都是頭號本錢。其次，不管怎麼批你「個人奮鬥」，也還是要埋頭苦幹，非幹出點名堂來不可。
以前人們是為了「光宗耀祖」，其實，中國不就是咱們的祖宗，給它爭氣有什麼不好？看到謝軍，看到王軍霞，我伸出拇哥。當中國人就得給中國增光。從鴉片戰爭以來，咱們的祖祖輩輩多窩囊啊！我在國外那
7年剛好在抗戰，國內每打一次勝仗，我的胸脯就挺得高一些。
60年代當咱們國家敢跟北邊兒的「老大哥」頂的時候，我真佩服啊！
可是這個敢頂不能是空的。得有實力，得有真本事才成。你會什麼，咱也會。
你有什麼，咱也有。在國外獃過的，最懂得國力的重要。當然國力強了絶不可欺負人。可有了國力才能不受人欺負。
這國力靠什麼？靠的就是每個人的個人奮鬥：不光當螺絲釘，而要出類拔萃。
人是動物，總有個配偶問題。我當年一到
20歲，好像成天就忙這件事。為它連性命都豁出過。我好像整個青少年時期都在忙這件壓倒一切的大事。
人到了中年，才開始有所覺醒。這的確是一件大事。可正因為它「大」，就更得在感情之外，講點理智。不然，害人害己，是生命最大的浪費。
所以
80年代初，我寫過《終身大事》那個系列。得有那一瞬間的激情，可我後來逐漸
通過不少痛苦的經驗懂得了光有那還不夠。西方講究共度個周末，游水跳舞，然後各奔一方。東方人不成。
一旦合得來，就非往「白頭偕老」上去想不可，而這就不再是個純感情的問題了，得有點理智的考慮：人生的旨趣合不合啊，以至性格和生活習慣的差異。我希望年輕的朋友們能比我少折騰一些。我算是十分幸運的。因為多少美滿婚姻在階級鬥爭的暴風驟雨中硬是被拆散了，我沒有。
如今，子女長大，各有各的事業，我們兩個也在合譯着一本「天書」。
這些年我時常在思索着在階級社會裡如何做人的問題。我想最重要的是把是非放在利害之上，不然，就會做出種種傷天害理的事，然而這又談何容易！
80年代以來，巴金老人對國家最大的貢獻是大力提倡說真話。我在稱讚之餘，卻做了點保留，我說：要儘量說真話，但堅決不說假話。這是根據我個人對生活的觀察而做出的。
1955年在文聯批判並宣佈胡風為反革命分子的大會上，書生呂熒跑上台去說了句「我想胡風的問題還不是敵我性質。」他馬上被台上兩位文藝界領導制止，隨着就有人上台把他揪了下來——一直揪到監獄裡去。幾年後，胡喬木雖然把他救了出來，「文革」期間還是死在監牢裡。至于「文革」期間，像張志新和遇羅克那樣死於說真話的人就更多了。
是這些活生生的事例使我對「說真話」做了那樣的保留，但我堅決認為不能說假話。能保住這一原則，有時也需要極大的勇氣，甚至也得準備做出一定的犧牲呢。「文革」中，我敬佩那些不拉山頭，不參加打砸搶的逍遙派。政治上，在逆境中寧可當個灰色人物，也不可當急先鋒。
人生是大海。就得學會掌舵。要根據自己的旨趣、條件和愛好來確定航向。最沒出息的是隨波逐流地混。
得學會辨別生活中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過眼浮雲。我認識並結交了不少文藝上大有成就的朋友，還沒見過一位是把眼睛盯在稿酬或名位上的。拿到一筆稿酬後約上幾位知友吃上一頓是常事，但這只是結果而不可是動力。
寫作最大的報酬是看到所寫的變成了鉛字，讓千百讀者分享自己所恨和所愛的。
人，只能活一次。這是外國交通警對行人的警言。在生活中，我們都是旅人，所以這也適用於每個人。做到完全無悔是很難的，儘量少做日後會悔恨的事卻是可以做到的。
1994年新正月初四。 給我一點水台港文學選刊張曉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