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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的不止是一個司各特，其他許多人也落到了同樣不令人羡慕的光景。國家遭到金融危機，大不列顛政府決定禁止一切私營銀行發行紙幣，並禁止英格蘭銀行將票面價值小於五英鎊的鈔票投入流通。在蘇格蘭金屬貨幣不足，一英鎊的紙幣廣泛通用，因此蘇格蘭銀行將這一決定評價為對其經濟自由的侵犯。為民族獨立精神所鼓舞，司各特寫了三封《馬拉蒂·馬勒格羅特的信》，起初發表在巴蘭坦的《愛丁堡周刊》上，後來又由布萊克伍德出了單行本。
「這樣，我成了愛國者，開始從事國務活動，這正發生在我登記為無力經營自己的事務的那一天，」他在簽署關於把自己財產的控制權移交給監護委員會的契約以後，淡然說道。
司各特認為，設立政府的惟一目的是，捍衛個人的公民權利，而當時的政府卻傾向於無視這些權利。政治閙劇未能使他激動也不可能使他激動，在這種閙劇裡，扮演主角的是「拚命向上爬的傻瓜」。他既鄙視輝格黨又鄙視托利黨，因為兩黨「還沒有出世，就已把最美好的感情一掃而光。」他既不尊重蘇格蘭政治家，也不尊重他們的英格蘭同行。
他警告國會裡的托利黨人，如果忽視蘇格蘭人的願望，他們將培養出一批暴動分子。據司各特的看法，應該擴大蘇格蘭地方政權機構的權力。「試試看對我們實行非蘇格蘭化吧，你們會得到這樣的英國人，他們會給你們帶來數不清的麻煩，」他對海軍大臣克羅克說。當關於改革國會的法律草案先是產生了輝格黨的蘇格蘭，後來又產生了激進黨的蘇格蘭時，他不幸而言中了。
只有一件事能促使司各特公開發表言論，那就是他的祖國的自由遭到侵犯；他發表關於貨幣改革的信也是純粹出於愛國熱忱。這些信引起了軒然大波。為了保護自己，幾名大臣在國會對司各特發起攻擊。蘇格蘭事務大臣梅爾維爾勛爵暴跳如雷，坎寧表示了最強烈的不滿。
但《馬拉蒂·馬勒格羅特的信》達到了目的。政府放棄了禁止發行蘇格蘭紙幣的打算，而使司各特感到自慰的是這樣一種想法：以後「誰也不敢再說我是值得可憐的人物了，所有這些『可憐人』的說法都完了！」他是一個高傲的人，不喜歡乞求或者接受恩賜。他可以借
280英鎊給侄兒準備去印度的行裝，併為他支付到孟買的船票錢
「我不能讓一個孤兒而且是這麼聰明的小伙子由於我的慢性子而受到挫折」，但卻不許朋友們為他請求得到高等法院法官的職位，雖然這可以使他擺脫秘書和郡首席法官的職務。
在城堡街的最後日子裡，他顯得心情沉重，苦惱地感到「甚至對無感覺的物件也莫名其妙地戀戀不捨，它們多年來一直忠誠地為我們服務”。堆成一堆的傢具、繪畫、用具等等都使人勾起不愉快的想法：“離開這個我們很久以來一直稱為自己的家的房子，總是相當憂鬱的……我着手收拾紙張，把它們捆起來準備運走。這件事產生了多麼奇怪的混亂想法！這就是那些信件，當初我收到它們時，頓感心情激動不已。現在它們卻發出寂寞和腐朽的氣息。
這是關於朋友和敵人的紀念物——兩者都已被遺忘。」
1826年
3月
15日，司各特最後一次關上他在愛丁堡的住宅的大門，從此以後直到去世，只要能夠繞着走，他就再也不在城堡街上出現。在阿博茨福德，僕人和狗大喧大嘩地迎接他——大家都對主人的歸來感到高興。
第二十章 尋求真理甚至在鄉間的孤寂居所，工作也支配着司各特的生活。在此之前文學工作對他來說是一種樂趣，他能夠隨時把它們放下，在快樂的談話或戶外的遊玩中把它們忘掉。但愛好進行歷史探索的性格，迫使他在辦公桌旁度過一定的時間。他早晨
7點起身，工作到
9點
30分，然後和安娜一起吃早餐；妻子要到接近中午才從臥室裡出來。
早飯後他大約從
10點工作到
1點。然後騎三小時馬，或者和湯姆·帕迪一同在林間散步。然後和妻子及女兒聊天，簡單地吃一點午飯，喝一杯沖淡的威士忌，再吸一支雪茄。有時候看看小說，喝點茶，再和親人們說說閒話，從
7點工作到
10點，喝一杯黑啤酒，吃一片麵包，然後便去睡覺。
他需要至少睡七個小時，如果他沒有睡夠，那就得抽空在白天補上，打兩三個小時的盹。從醒來到起床的半個小時裡他常常在考慮，下一部小說怎麼寫更好，特別是情節和細節出不來時更是如此。但在寫《拿破崙傳》的時候，他就不能光靠這樣的靈感時刻了，這裡每一章都需要不斷研究，細心而耐心地下功夫。「我認為，人們會把它一口氣讀下去，它將成為受歡迎的歷史著作」，他在談到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引言時這樣說。
他一面埋頭苦幹，一面痛苦地注視着妻子健康的惡化，家庭經濟狀況的惡化對此有很大影響。夏洛特患有胸部水腫，開給她的藥——毛地黃，司各特覺得比病痛更可怕。使他發愁的是，她根本不作任何恢復健康的努力，他相信對她來說散步是很有益的。夏洛特不喜歡對人訴說她的病，老是堅持說，她好些了。
5月
11日，司各特要到愛丁堡去辦理訴訟事務，他去臥室看她。她從枕頭上欠起身來，力圖做出笑容，並說：「你們大家幹嗎都這麼愁眉苦臉的。」臨走前，司各特去向她告別，但她睡得很香，他不想吵醒她。四天以後她去世了。
司各特立刻回到阿博茨福德。他得勸說安娜，因為她不時歇斯底里地渾身發抖，昏厥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