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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法官本人並非一定要住在塞爾寇克，因此法庭事務基本上是由他的副手處理的；然而司各特有時也出庭，親自聽取重要案件的證詞，並且几乎不漏過聽取刑事案件。其他案件的審理記錄則送到他的家裡。他仔細審閲記錄，做出深思熟慮的結論，再把記錄退還副首席法官。出席有時在傑德堡開庭的巡迴法庭也是他的職責。
在出席過這樣的一次巡迴法庭後他寫道：「昨天開庭仔細審理兩個不幸的男孩偷乾酪頭的案件，竟能拖幾個小時。”司各特的判決書的特點是公正、輕罰，並具有調解精神。他甚至不判處罰金，如果不這樣做也可行的話。如果他與一方有親戚關係，他則拒絶審理這場訴訟，並把案子交給自己的副手。
無論是友情
有一次他曾判決過詹姆斯·霍格，還是從上面來的壓力都不能對他的判決施加影響：他認為林務區長巴克柳公爵企圖「以審訊來折磨」被控偷獵的某個牧人是有罪的。司各特總是對工人比對主人表現出更多的好感。當幾個年輕人毀壞了巴克柳領地上的樹林時，司各特保護了城裡人的利益。公爵決定對外人關閉他的領地，但是司各特勸止了他，說服了他不能強迫全城的人為一小撮犯罪分子付出代價。
他給巴克柳寫信說：“我認為，我們的直接職責就是儘量造福……而且要相信上帝
他能用自己的仁慈使投放到地裡的種子成熟，我們的善行不會徒然無益，而遲早是會結果的，對此我們也不會感到後悔。」
這就是司各特在履行自己捍衛法律職責時的主導思想。但是，當強烈的政治情緒使一些人產生粗暴的行動或造反的時候，他就無情地執行紀律。在一次充滿狂暴情緒的選舉之後他寫道：「如果再發生這樣野蠻的越軌行為，我就嚴厲地懲辦搗亂分子，不管他們屬於什麼黨。」充滿着微不足道的案件——偷獵、盜竊、誹謗的單調局面常常被兇殺、血親相姦、強姦或者其他同樣重大的罪行所打破；但是司各特卻主要致力於調解由於受到微不足道的委屈而開始爭訟的各方。
下面就是他審理的一場典型的荒謬訴訟的例子。
一支有市法官也參加的莊嚴遊行隊伍一年一度地越過市區的邊界。
每年慶祝共同外出的節日都是在和諧一致的氣氛中進行的，但是在
1804年裁縫社團拒絶參加集體的遊行隊伍，並聲稱第二天自己組織遊行。市法庭頒佈了禁止這次遊行的決定。裁縫們不承認這項決定，並組織了自己的遊行隊伍，然而在此次遊行過程中某個名叫安德魯·布朗的幫工向旗手猛撲過去，奪過他手中的旗，「把旗撕得不能再接着打了”。社團首領向法院控告安德魯，要求他或者購買新旗，或者付給舊旗賠償費
20英鎊。
安德魯為自己申辯說，他是遵照法庭有關禁止遊行的決定行事的，所以他不能對毀旗負任何責任，何況那面旗連所要求賠償的錢數的四分之一也不值，「因為這是一塊破舊不堪，儘是窟窿和補丁的抹布。」裁縫們提出堅決的抗議，斷言他們的旗幟是塞爾寇克最好的旗幟之一。司各特做出決定，讓安德魯·布朗補好撕破的地方。然而，這項決定並沒有使裁縫們感到滿意，他們請求首席法官重新審理此案，添枝加葉地詳盡描述自己旗幟的無比美觀，並且企圖證明，借助針線無論如何也不能恢復旗幟的原狀，因為旗幟被撕成這種樣子，以至打了補丁會使它極其難看。
司各特「重新審理」了案子，並做出了最終裁決：“塞爾寇克，
1805年
6月
23日。閲過呈文和親自查驗所言之旗，本首席法官認為上述旗幟可以修補，出於對該社團的深切尊敬之情，特將該旗轉交本首席法官家人修補。因此，本首席法官駁回呈文，此案就此了結。雙方免交訴訟費。」
這可能不符合法律條文，然而處理得卻合情合理。
司各特特別注意對少年罪犯的教育問題。更確切地說，大概因為他感到小的時候他自己的學習是無人關心的，所以他鼓勵採取一切形式對青年進行教育。
1824年
10月
1日在愛丁堡寄宿學校的成立典禮上他發表了有關學校教育的意義的講話，任何學校的教師都會贊同他的講話。而在司各特講話之後過了幾周發生了一件差點沒使愛丁堡的舊市區的全部學校毫無例外地都毀掉的事。
11月中旬的某一天在中心大街上發生了火災，第二天議會廣場上的房屋也着了火。樓房高，它們之間的小巷和過道窄，結果消防隊勉勉強強才趕到着火地點。大概是由於風向變了或者別的什麼突然出現的奇蹟，城市才得救了。然而議會廣場上的大部分房屋和中心大街路南的一半建築物都燒着了。
司各特心驚膽顫地看到，高樓轟隆地響着，沉沒到大火的深淵之中，而從儲藏着葡萄酒和各種酒類的地窖中火焰像噴泉一樣噴射出來。半年之後，由於另一場大火，上街對面，即與北橋相鄰的地區也受了災。地方志願部隊立刻被派去救火。安娜·司各特說，洛克哈特整整一晝夜都留在火場：「儘管為了提神他喝了烈酒，但是救完了火，他還是累倒了。」
司各特眼看著那麼多他從少年時代起就記得的大樓被燒燬。就在前一天，他寫完了一本書，它帶有思鄉風格，再現了他在父親的事務所度過的那些日子，以及他第一次看見的那位披着綠色斗篷的姑娘威廉明娜·倍爾奇的面容，她是他的第二次，也是無比鍾情的一次戀愛的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