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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文喜出望外，很快感到在他們這裡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主人請他住上幾天，向他介紹了一切——司各特所說的美麗迷人的風景以及普通百姓。說到普通百姓，司各特認為：「一個民族的性格是不能從社會上層人的身上來辨認的。」司各特儘管保守，但他同情美國，對英國人同美國人之間的爭執表示遺憾，他對這種爭執的解釋是：這兩個民族「有着過多的共同點，所以他們才特別狂熱地討論他們之間那些較小的差異……美國人很像英國人，英國人也很像美國人，所以兩者才因為無例外地在一切方面都不完全相似而相互指責……我相信，兩個民族有着如此多的廣義上的相似之處，經過冷靜地對比他們之間的分歧點之後，都會為自己吸取教益，這種友好的討論會造福於他們兩者。
對來自英吉利海峽彼岸的客人，司各特不大高興接待。有一位客人叫列維公爵，他寫信給司各特說，他來蘇格蘭的惟一目的是想見見整個讀書界都稱讚的偉大天才。列維援引約翰遜博士的話說，如果某人見到了中國的萬里長城，就連他的孫子也會引為驕傲，但他聲稱，司各特比上述遠東的建築更加值得尊崇。公爵被邀請到阿博茨福德做客，司各特歸納說：「……他是我曾經見到過的最典型的法國饒舌者。」我們的地主一般不賞識異國人，他說：“我憎惡那種對一個不熟悉的人百般恭維和在作家家裡放肆議論其著作的可恥行為；這通常證明是種惡習。」
但也有另一種客人，司各特樂於同他們交往，如根本不像是「女作家」的喬安娜·貝莉以及威廉·華茲華斯。關於華茲華斯，司各特寫道，他是位「紳士氣十足的人」，但又補充說：「只是當他不跨上批判之馬來論證神甫不是詩人的時候才是如此。他會同樣成功地爭論說，威靈頓不是士兵，因為他穿的是藍軍裝，而不是披着青銅環甲。」
1823年
7月，瑪麗亞·埃奇華斯帶著她兩個妹妹訪問了阿博茨福德。
她在到達前夕寫道：「不久我就能同您談談，或者最好是聆聽您談。」但抵達後她為了自己說而犧牲了作為聽者的樂趣，口若懸河地說了兩個星期。夏洛特很奇怪，
1803年瑪麗亞在愛丁堡時怎麼會不認識瓦爾特·司各特。司各特解釋說：「親愛的，你忘了當時埃奇華斯小姐尚未嶄露頭角，你可以想象，我那時也是初出茅廬。」他對瑪麗亞極為讚賞，稱她為當代奇才之一，並告訴她：他雖然對《威弗利》作者的小說評價很高，但那些小說根本不能同她的著作同日而語。在阿博茨福德，她的獨白滔滔不絶，几乎無人阻攔，只有司各特一人偶爾打斷她的高談闊論。
客人們一般都是懷着戀戀不捨的心情離開阿博茨福德，但也有一次例外。
1825年著名銀行家的遺孀科茨夫人乘坐三輛四套馬車
其餘四輛留在愛丁堡光臨。她的隨行人員包括兩名醫生
以備其中一名生病、一名侍女、兩名貼身女仆
以防其中一名患病、幾名派各種用場的僕人和聖奧爾班公爵及其姐姐。論年齡公爵可以給科茨夫人當兒子，但他想娶這位富孀為妻。
司各特笑呵呵地觀察着這位「珠光寶氣的夫人」怎樣擺出勝利者姿態把公爵帶在自己身邊，雖然公爵看上去「十足是個熱戀中的蠢貨」。在那個時代，僅有財富
司各特稱之為「一切操勞中最枯燥乏味的一種」還不足以使社交界承認這位前女演員，雖然她已成為百萬富翁的遺孀，但有爵位稱號的貴婦人們仍然說些閒言碎語譏諷科茨夫人。司各特喜歡她心地善良，對其他一些客人的行為十分憂慮，因為在她們看來，似乎只要血統和出身高貴，就不必有良好的舉止。在宴席上，他無計可施，只能注視着在名門和財富之間進行的一場決鬥，但飯後他將康普頓爵士夫人叫到一邊，坦率地告訴她說，她同她的朋友們的行為令人厭惡：早在兩天之前就提醒過他們科茨夫人要來，如果她們不願意同她見面，她們是有足夠時間離開這裡的。
康普頓爵士夫人忍氣吞聲地接受了這個警告，並把這一點暗示給了自己的朋友們，而她自己直到晚會結束都儘量客氣地對待科茨夫人。科茨夫人本來打算住上三晝夜，但還是在翌日早晨就離開了阿博茨福德。
司各特為人雖然溫順寬容，但他卻是說一不二的一家之主、自己城堡裡的國王。他的命令必須服從，他無需重複第二遍。眉頭一皺，就是強調他的決心已下，無論子女或僕人都不敢反駁。不過，他解決一切問題總是合情合理的。
當湯姆·帕迪的妻子抱怨說，到阿博茨福德來求援的貧苦農民多得應接不暇時，司各特對她說：「即使你沒有東西送給他們，你也要對他們客客氣氣。這是因為：你們雖然寄居於我的籬下，但你們也無法知道自己的命運如何。我們當中今天有誰敢有把握地說，明天他自己不會沿門乞討？」司各特多次說，他酷愛藏書，書上有一點點灰塵就像一把尖刀刺進他的心。但他把阿博茨福德的藏書室恰恰委託給了湯姆·帕迪去管，這位過去的莊稼漢對書籍愛護備至，將書籍擺得整齊有序，不能不令人驚嘆。
1824年湯姆患重病，主人實在嚇壞了：他像照看孩子一樣照顧病人，在床邊值班，直到危險過去，他才回去休息。
司各特告訴他的一位友人說：「我差一點失去我那可憐的桑喬·潘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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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他說的夢話使我心碎：不是說他在山裡帶著狗打獵，就是和我說話，好像我們正沿著栽種的樹林一同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