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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黑侏儒》他自己的評價不高，大多數讀者大概也會同意他的意見；但他明白，《清教徒》是他最好的作品。司各特到處聲明這部小說根本不是他寫的，卻在自己的書信中對它作出強烈反應：「這是一本極為出色的書」，「非常非常好」，「多麼富有幽默感和情感」，並承認好久沒有像在讀這本書的某些頁數時那樣笑過了。
路易莎·斯圖亞特夫人是喜歡探聽他的秘密的那些朋友當中的一個。她在給他的信中引用了她的一個熟人對《清教徒》的看法：「這本書太好了，當然不是《威弗利》作者寫的。《威弗列》的確是司各特寫的，而這本書卻不可能是他寫的——他寫不出來。書中沒有他那種老一套的枯燥乏味的描寫。」斯圖亞特夫人覺得，這個看法並不蠢。《清教徒》無疑是司各特的
第一號傑作。它那冗長的序言今天的讀者很可能把它跳過去不看，卻是專門為了吸引當時的讀者而寫的。但情節 一開始，小說就吸引着讀者，一直到最後一頁。
伯利和克拉弗豪斯這兩個宗教狂的典型極為出色，雖然兩人屬於完全不同的教派。書中的卡迪和莫斯也是無與倫比的，他們的形象描繪得淋漓盡致，使人想起莎士比亞最優秀的創作，同時也是像堂吉訶德和桑喬·潘薩這樣的全人類的象徵。在他們的刻畫得入木三分的性格中揭示了母子關係，這是連塞萬提斯也未能賦予他的兩個天才地塑造出來的不朽人物形象的。《清教徒》是司各特第一部由個人性格起主導作用的偉大的歷史小說；如果司各特不寫以後的四部書，它將是最後一部這樣的小說。
這四本書中的一本是緊接着《清教徒》之後寫的，當時的情況已根本不適于寫作傑出作品。
1817年
3月
5日，司各特請朋友在愛丁堡家中吃午飯，他突然從桌旁站起身來，從房間裡衝了出去，一邊令人心碎地號叫。疼痛來自腹部，但根本原因是從母親那裡遺傳下來的膽囊結石。
醫生給他往腹部敷上炒得滾燙的鹽，把襯衣都烤破了，但他卻几乎沒有感覺出來。
他對喬安娜·貝莉說：「我不希望沒有預先得到警告或者比規定期限更早就離開這個惡劣的世界。」第一次發作後的一年中，他又多次感到疼痛，起初是每隔兩個星期一次，後來一個月一次。但疼痛總是相當劇烈，他只得吞服大量鴉片。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寫了自己最偉大的小說之一——《羅伯·羅依》。
1817年
7月，司各特去洛蒙德湖上游地帶尋訪了羅伯·羅依的墓，並在格拉斯哥，他的奇異主人公尼科爾·賈維的「故鄉」小住了幾天。
但是疾病的復發迫使他懂得並感覺到，他已不可能再真正成為一個健康人了；而且鴉片使他十分疲憊和憂鬱。懷着這樣的心情，在一個寧靜的秋日傍晚，他登上阿博茨福德南面的一個山丘，作下了他最優秀的詩篇《令人憂傷的變遷》：綠色的山丘靜謐安閒，太陽隱沒在它身後邊，微風吹動帚石南，它還輕拂着我的臉。
我面前展開的平原，沐浴着落日的餘輝，但往昔的鮮艷色彩已經不見，它已不能使我樂在心田。
我用冷漠的雙眼，凝望着銀色的特維德河面，還有梅爾羅斯的神殿，它在那裡驕傲地沉睡多年。
谷地。湖上大霧瀰漫。
樹林。堡壘殘破不堪。
它們難道已今非昔比？
或者是我已經改變？
是啊，畫布被剪成碎片，畫家的筆已不能把它複原！損壞的豎琴、淒涼的琴弦，歌手的手指已不能用它奏出樂篇！我的目光惘然，我的情感有苦難言。
鮮花盛開的花園彷彿墓地一片，明亮的埃達姆谷地，我永遠不能再把它看見！毫不奇怪的是，司各特在《羅伯·羅依》中發現了腹痛的餘味。小說使他厭倦了，他趕緊就此剎車。有一次詹姆斯·巴蘭坦到他那裡去取手稿，看到筆和紙乾乾淨淨，感到十分驚奇，司各特回答說：「嘿嘿，傑米，你催促我是很容易的，但是真見鬼，當我肚子裡這樣亂糟糟時，我怎麼能迫使羅伯·羅依的妻子說出哪怕幾個字呢？」小說于倒霉的
1817年最後一天問世，結果是本來已為數不少的前來蘇格蘭的旅遊者更加增多了。考慮到這本書是在痛苦的狀況下寫成的，人們只能對此感到驚奇：《羅伯·羅依》是司各特所有小說中最引人入勝的一部。
而從藝術技巧來看，這也是他最高的創作成就之一。尼科爾·賈維和安德魯·費爾塞維斯簡直是無與倫比的人物形象；羅伯·羅依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浪漫人物；情節十分精彩，而迪·維農是司各特
第一個有血有肉的女主人公。確實，陳腐的大團圓結局在這裡與其他情節 很不協調，引起了令人難受的印象。但司各特對這類「小事」無所謂——這只不過是他賴以塑造出這些生動典型性格的創作天才的反面。
這位天才是如此高產，同樣也如此漫不經心；他的缺點和他的優點正好相稱。如果沒有這樣卓越的才華，也不可能使我們如此強烈地為平庸的結局感到惋惜。為此我們不能原諒司各特，這正是他的高超技藝的證明。
在此以前，對司各特多少有所瞭解的人們毫不懷疑，為他的故鄉增添了光彩的那些小說正是他寫的。但在「偉大的匿名者」的稱號下玩的把戲仍繼續在認真地玩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