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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給一個同情者寫信說：“您別以為我會愚蠢到為傑弗裡的評論而生氣。如果我有這種癖好的話，我就絶不會提筆寫作了，因為保持心境的平靜比任何一部長詩和任何一篇評論都重要。不過，我像是一個大孩子
實際上我也是一個大孩子，喜歡吹肥皂泡而自得其樂，卻並不在乎它們是飛向天上，還是當即破滅。既然對我的長詩的批評或是褒獎都不能為我帶來絲毫樂趣，那麼責備，更不用說是友好的責備，絶不會觸痛我，何況我絶不會為了世上的任何一部長詩的評論而拋棄一個學識淵博而且能直率陳詞的友人的情誼。」
然而傑弗裡對《瑪密恩》的評論是司各特拒絶為《愛丁堡評論》撰稿的一個因素。他就像在受到震傷時那樣，當時毫無感覺，事後才感到疼痛。氣憤的陰影無疑也落到了康斯特布爾頭上，因為他是《愛丁堡評論》的出版人而且和傑弗裡有牽連。康斯特布爾是一個傑出的人，如果他能夠不經過中間人而長期同司各特直接交往，他們之間的關係本來可以融洽得多。
正像傑弗裡是第一流的編輯一樣，康斯特布爾是第一流的出版人，或者按當時的稱呼叫書商。他起初開一爿小書店，靠了自己的精明強幹很快就脫穎而出，開始自己出版書籍。他有見識，把指望放在司各特身上，願意出
1000基尼買《瑪密恩》，儘管他當時並沒有這麼多錢，於是他請倫敦的出版商約翰·默裡合夥，均攤支出和利潤。默裡也很有遠見，同意了他的請求。
《瑪密恩》的成功使司各特在康斯特布爾心目中的身價倍增，因此他答應出
500英鎊請司各特編一部斯威夫特選集，包括寫一篇作者傳記，這筆錢正好是司各特編德萊頓詩集收入的兩倍。
司各特同意編斯威夫特選集時，康斯特布爾的合夥人是福法爾郡的一個嗜酒如命的地主，叫亞歷山大·吉布森·漢特。他舉止粗鄙，言語放肆，而在政治上推崇輝格黨人。他咒罵司各特的思想保守，動輒告誡說司各特在完成斯威夫特文集的編選工作之前，沒有權利做其他任何事情。這可不是同司各特相處的好辦法。
司各特的保守觀點如同他干自己想幹的事的決心一樣堅定不移。司各特決定斷絶同康斯特布爾出版所的關係。
另一個使司各特生氣的原因是康斯特布爾出版的那份雜誌所奉行的政策，這本雜誌使康斯特布爾一直被人看成是一個著名的進步出版商。
為《愛丁堡評論》撰稿的輝格黨人反對派遣英國軍隊到西班牙去參加
1808—
1814年的戰爭。更有甚者，他們走上了現在被稱為「失敗主義」的道路，他們稱讚拿破崙的英明，宣傳法軍是不可戰勝的，要求「用任何代價換取和平」，而且預言如果不結束戰爭，英國就會爆發革命。這些在司各特看來都是地地道道的背叛。他相信，只要拿破崙在歐洲稱王稱霸，就談不上自由與和平；如果堅持進行西班牙戰爭，就能給拿破崙以致命的打擊。
司各特也明白，能做到這一點的惟一可靠的人就是亞瑟·韋爾斯利，即未來的威靈頓公爵。
韋爾斯利取得了勝利，但陸軍部的官僚們並不喜歡他的所作所為，於是把他召回來。後來發生了科魯尼亞戰役。約翰·穆爾，按司各特的說法，是一個出色的軍官，但作為一名將軍，他既缺乏韜略，勇氣又不足：「如果韋爾斯利在場，我們原可以在索馬塞拉附近就贏得這次戰役，而馬德里的居民就會擴大戰勝者的隊伍。」司各特希望韋爾斯利統率
10000萬大軍到西班牙去；他甚至渴望自己也能去，可是他的妻子不願意。
不過，到
1809年軍隊得到了它應該得到的東西：韋爾斯利回到比利牛斯半島任總司令，司各特在
1811年歡呼道：「三年來，我一直在說我們沒有別人可以指望了。他是個有天才的漢子，一定能克服困難，擺脫偏見和軍事陳規的束縛；他在我們的大多數將領表現得像一個軍士，或者充其量像一個下級軍官的地方，表明自己是一個當之無愧的英雄和將軍。」
然而，在
1808年，司各特由於對韋爾斯利和西班牙戰爭的態度，既遭到輝格黨人的嘲笑，又受到托利黨人的譏諷。為了表示自己的憤懣，司各特只好停止訂閲《愛丁堡評論》。他拒絶為這家雜誌撰稿已有兩年，現在則乾脆不再讀它了。這次的火氣自然又是對著康斯特布爾：雖然為讀者挑選文章的並不是他，可是發行這份雜誌的畢竟是他。
這一切都被另一個善於鑽營的出版商約翰·默裡看在眼裡，他認為，對《瑪密恩》的評論加上一篇篇政治性文章一定會削弱司各特和康斯特布爾之間的關係，從而使他約翰·默裡有可乘之機。他知道要接近司各特最好是通過巴蘭坦，於是決定讓巴蘭坦為他承印一些作品，然後親自來到北方會見司各特。默裡的主要目的是商談出版一份新期刊來破壞《愛丁堡評論》的聲望的問題。這個想法正合司各特的心意，雖然他拒絶了由他出任主編的建議，但卻為實現這個想法而悉心儘力。
他給朋友們寫信，以求得他們的合作與支持，而給同意擔任編輯的威廉·吉福德寫了一封長信，特別提醒他說，應該悄悄地進行活動，而不要廣為宣傳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主張採取軍事行動，而不要正式宣戰。」傑弗裡感到事情不妙，告訴司各特說，今後《愛丁堡評論》將不再遵循任何一個黨的政治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