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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貝父子》無論從形式方面還是從內容方面而論，都在狄更斯的作品中佔據特別重要的地位，它突破了早期作品中流浪漢體（thepicaresque）的影響，緊緊圍繞一個中心人物、一個主導觀念來展開故事，在狄更斯的小說中是第一部結構嚴謹的代表作。作者在序言、書信中多次提到，在寫《董貝父子》時，他時刻注意「扣緊該書的一般目的與設計，並以此嚴格束縛自己」。《董貝父子》形式上的新特點是跟內容方面的發展相聯繫的。在這以前，狄更斯在小說中曾抨擊了負債人監獄、新的濟貧法、地方上的所謂慈善事業以及大城市底層的罪惡與黑暗，多多少少把它們當作孤立的現象。《董貝父子》卻試圖在更嚴謹的形式中以現代城市為背景，通過一個資產者的典型形象表達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總體觀，而不復在個別社會弊病上做文章。當然，這並不一定意味着作者的小說藝術向着更高級階段發展——結構的嚴謹在美學上不一定比流浪漢體小說的鬆散更優越，它們可以各有各自的美，但無論如何，《董貝父子》代表了作者思想的深化，表現了他對社會問題的進一步思考。
英國
19世紀小說專家凱瑟琳·蒂洛遜在她的學術名著《
19世紀
40年代的小說》一書中把《董貝父子》列為
40年代的代表作不是偶然的。《董貝父子》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作者在這裡表現一個新時代——
40年代工業發達的英國社會。小說中的倫敦是一個金融和商業中心、一個大港口，又是上流社會社交中心。董貝就是處在這樣生活漩渦中的巨商。《董貝父子》用不少篇幅描寫一個破落的航海儀器商所羅門·吉爾斯；他的小店舖裡擺着些過時的儀器，從來沒有人光顧，除非是進來問路或兌換零錢。吉爾斯悲嘆道：「競爭、不停的競爭——新發明、層出不窮的新發明……世界把我拋在後邊了」。時代的落伍者所羅門·吉爾斯和他的小店舖在小說中與董貝先生和他的大公司形成對比，愈加突出了《董貝父子》內容題材的時代特色。
狄更斯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上塑造了一個資產者的典型形象。關於《董貝父子》的創作意圖，狄更斯曾說，在這裡他要處理的是「傲慢」問題，正如前一部小說《馬丁·柴則爾維持》裡要着重描寫「自私自利」。的確，在董貝形象的塑造上，作者是從傲慢入手的。小說一開始就寫到，在董貝先生看來，「世界是為了董貝父子經商而創造的，太陽和月亮是為了給他們光亮而創造的。河川和海洋是為了讓他們航船而構成的；虹霓使他們有逢到好天氣的希望；風的順逆影響他們實業的成敗；星辰在他們的軌道內運行，保持以他們為中心的一種不能侵犯的系統」。董貝公司稱霸四海，在當時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居于中心地位，於是董貝先生就自認是世界的中心，他的傲慢由此而來。他的傲慢不是由於作為一個人有任何優越於他人的地方，而是由於他的公司的地位、他的資本力量。在董貝的形象中，狄更斯不把問題侷限于一般的自私貪婪，事實上在私德方面，董貝基本上是恩格斯說的那種「具有各種私德的可敬人物」。正如西方馬克思主義者A·T·傑克遜所指出的，「董貝的傲慢是他作為一家大公司的頭目的地位帶給他的品質」。因此，傲慢只是其表，而根本問題在於董貝作為人，與資本同一了。他失去了人的本質，只是資本的化身，亦如某些西方評論所說的，是「
19世紀企業精神」的象徵，「一種制度、競爭心理和冷酷無情」的典範。《董貝父子》以連載形式問世以後，當時便有評論指出：「描繪董貝這類的人物簡直是當務之急——倫敦的世界裡充滿了冷漠的、裝模作樣的、僵硬的、炫耀金錢的人物，想法跟董貝一模一樣……」可見董貝的形象在當時的英國社會是具有代表性的。
首先狄更斯強調了董貝作為一個資產者的非人性。他把感情完全排除在自己的視野之外：「董貝父子一向跟皮貨打交道，而不跟感情打交道」。實際上《董貝父子》很少涉及具體的商業活動，它其實是一部以家庭生活為題材的小說，通過家庭關係，表現了作為丈夫、作為父親的董貝，唯其如此，更加烘託了他的冷酷無情。
《董貝父子》有兩處描寫了董貝先生竟然流露了一種天然感情。第一次是在他太太生了男孩之後，他到臥室去看望，「對董貝太太居然也加上了一個親密的稱呼（雖然不是沒有一些猶豫，因為他畢竟是一個不慣于叫出那種稱呼的人），叫道：‘董貝太太，我的——我的親愛的’。」在他們夫妻之間這一稱呼是那樣生疏，以至「那位生病的太太抬起眼睛朝他望去的時候，頓時間臉上漲滿了微感驚訝的紅暈」。其實即使這一次難得的感情流露，也不是與公司無關的。董貝先生想到自己得了兒子，從此以後「咱們的公司，不但名義上，而且事實上，又該叫做‘董貝父子’啦，董——貝父子！」他是在品嚐這幾個字的甜美滋味時情不自禁地叫了一聲「我的親愛的」！從他的內心感情來說，我們無從判斷這「親愛的」是指他的太太還是更多指他的公司。同樣，在《董貝父子》一書中我們始終無法判斷這「董貝父子」是指公司還是指這爺兒倆的關係。這種有意無意的含混自然是意味深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