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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呵！你現在生活怎樣？我們被反動者們封鎖了隔絶了，你無依無靠，但是你會掙扎的，你的生命力是堅強的。中國今天已經有了和平民主的曙光，中國的道路和我的道路都已經很明白的擺在中國人民面前了。這二十多年的革命歷史，多少先烈在前面犧牲了，他們的血，和我們的奮鬥不是白費的。母親呵！你愉快吧！祝福你健康的活在人間，不久的將來我們會再見的。
母親！
進了周南之後，幸運的是我那一班的國文教員陳啟明先生是全校最進步的人物。我們那時把他看成一個神聖的人物。他是湖南
第一師範畢業的學生，同當時即在湖南有名的毛澤東同志是同學。他訂了許多外邊的雜誌報紙，他在那些文章 上用硃筆畫上圈交給我們讀，讀不懂他便講解。
很多《新青年》上的文章成了教材。我們同學大部分都不大注意別的功課，歡喜談論問題，反對封建制度成為那時主要的課題。我在這種空氣中，自然也就變得多所思慮了，而且也有勇氣和一切舊禮教去搏鬥。當我再回到家裡的時候，首先我廢除了那些虛偽繁瑣的禮節，公開指斥那些腐化生活，跟着也得着我母親的幫助把婚約解除了。
大家都認為我是大逆不道，都責備我母親對我的放任，可是我是多麼驕傲。陳啟明不只在思想上替我種下某些社會革命的種子，而且是多麼鼓勵我從事文學。在沒有進周南以前，當我還在小學的時候，我便讀過很多的小說，可是我的作文總不十分好。因為是用文言作文，有時還要我作四六文呢。
陳啟明介紹我讀了許多新小說，新詩，我那時即讀胡適的文章、詩、他的翻譯小說，讀康白情的詩，讀秋瑾的《秋風秋雨愁煞人》，《最後一課》、《二漁夫》等是我最喜歡的。當然那故事的情調，寫普法戰爭，法國感到快要亡國的痛苦，是深合于那時我們的情緒的。於是我便學着寫，寫詩，寫散文，還寫過一篇小說，有兩首小詩刊載在陳啟明等編輯的《湘江日報》上。這些東西當然是非常幼稚，算不得什麼寫作，不過卻培養了我的文學興趣，使後來我在社會上四處碰壁無路可走的時候，我會想起用一枚筆來寫出我的不平，和對於中國社會的反抗，揭露統治階級的黑暗。
一直到現在，使我有這枚筆為中國人民服務，陳啟明先生給我的鼓勵是有作用的。
陳啟明因他的思想「過激」，而被解聘，我們感到很大的難受，我隨着幾個年長的同學又跑到一個男子中學去讀書。這時這幾個同學因為年齡和知識都比我較大較高，大家都感覺到在這個學校裡也學不到什麼，她們便離開了學校，準備自修。我呢，總覺得要向一個更遙遠更光明的地方去追求。恰巧王劍虹從上海回來了。
她向我宣傳陳獨秀、李達他們在上海要辦一個平民女子學校，她邀我一起去。我又得着我母親的贊助，抱著滿懷的幻想到上海去了。自然，我並沒有一下便找着光明大道，我打過幾個圈子，碰了許多壁才走上正確的路的。但從這時我卻飛到了一個較廣闊，較自由的天地。
我是放任過我自己，勇敢翱翔過，飛向天，被撞下地來，又展翅飛去，風浪又把我捲回來。我儘力迴旋，尋找真理，慢慢才肯定方向，落到實際。我雖沒有參加「五四」，沒趕得上，但「五四」運動卻影響了我。我在「五四」浪潮極後邊，它震動了我，把我帶向前邊。
一九四六年五月為《時代青年》寫
三八節有感
丁 玲
「婦女」這兩個字，將在什麼時代才不被重視，不需要特別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這一天。每年在這一天的時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開着會，檢閲着她們的隊伍。延安雖說這兩年不如前年熱閙，但似乎總有幾個人在那裡忙着。而且一定有大會，有演說的，有通電，有文章發表。
延安的婦女是比中國其它地方的婦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的說：「為什麼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麼紅胖？」女同志在醫院，在休養所，在門診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卻似乎並沒有使人驚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卻仍不能免除那種幸運：不管在什麼場合都最能作為有興趣的問題被談起。而且各種各樣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應得的誹議。這些責難似乎都是嚴重而確當的。
女同志的結婚永遠使人注意，而不會使人滿意的。她們不能同一個男同志比較接近，更不能同幾個都接近。她們被畫家們諷刺：「一個科長也嫁了麼？」詩人們也說：「延安只有騎馬的首長，沒有藝術家的首長，藝術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們也在某種場合聆聽著這樣的訓詞：「他媽的，瞧不起我們老乾部，說是土包子，要不是我們土包子，你想來延安吃小米！」但女人總是要結婚的。
不結婚更有罪惡，她將更多的被作為製造謡言的對象，永遠被污衊。不是騎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藝術家就是總務科長。她們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運：有的被細羊毛線和花絨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懷裡，有的被沒有洗淨的布片包着，扔在床頭啼哭，而媽媽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貼，
每月25元，價值二斤半豬肉要是沒有這筆津貼，也許他們根本就嘗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應該嫁誰呢，事實是這樣，被逼着帶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開的譏諷：「回到家庭了的娜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