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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說這話的時候，我是曾把眼睛掃遍了中國我所認識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種無言的寂寞。能夠耐苦的，不依賴于別的力量，有才智、有氣節而從事于寫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啊！
不幸的是我的杞憂竟成了現實，當我昂頭望着天的那邊，或低頭細數腳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壓制我喪去一個真實的同伴的嘆息。在這樣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個真實的同伴，便多一分力量，我們的責任還不只于打于局面，指示光明，而還是創造光明和美麗；人的靈魂假如只能拘泥于個體的褊狹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們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為這享受而做出偉大犧牲。
生在現在的這世界上，活着固然能給整個事業添一分力量，而死對於自己也是莫大的損失。因為這世界上有的是戮屍的遺法，從此你的話語和文學將更被歪曲，被侮辱；聽說連未死的胡風都有人證明他是漢奸，那麼對於已死的人，當然更不必賄買這種無恥的人證了。魯迅先生的「阿 Q」曾被那批御用文人歪曲地詮釋，那麼《生死場》的命運也就難免于這種災難。在活着的時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卻還有各種污衊在等着，而你還不會知道；那些與你一起的脫險回國的朋友們還將有被監視和被處分的前途。
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這批人逼到什麼地步才算夠？貓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娛樂自己的得意。這種殘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惡毒，更需要毀滅的。
只要我活着，朋友的死耗一定將陸續地壓住我沉悶的呼吸。尤其是在這風雨的日子裡，我會更感到我的重荷。我的工作已經夠消磨我的一生，何況再加上你們的屈死，和你們未完的事業，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這風雨，寄語你們，死去的，末死的朋友們，我將壓榨我生命所有的餘剩，為著你們的安慰和光榮。
那怕就僅僅為著你們也好，因為你們是受苦難的勞動者，你們的理想就是真理。
風雨已停，朦朦的月亮浮在西邊的山頭上，明天將有一個晴天。我為著明天的勝利而微笑，為著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燈，平靜地躺到床上。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我怎樣飛向了自由的天地
丁 玲
我出生的家庭，是一個沒落的望族，這種家庭對於人一點好處沒有。好容易我母親衝到社會上來而且成為一個小學校長。我也完全由我母親的教育而做一個女子師範學校的預科生。但我的母親由於環境和時代的限制，她的思想也不過是使得我將來有謀取職業的本領，不至于在家裡受氣，和一個人應該為社會上做一番事業。
我自己呢，完完全全是一個糊塗的小孩子，從來也沒有過什麼思想，頂滿意自己的環境，覺得自己很聰明，校長、教員、同學都喜歡我，可是這時忽然來了「五四」。「五四」的思想在那時因為我的年齡和知識都夠不上接受什麼，沒有什麼直接影響，但對於我的前途卻有很大的關係，我之所以有今天，不能不說是「五四」的功勞。
「五四」那年，我正在桃源女師預科讀書。這個學校以前沒有過什麼社會活動。但「五四」的浪潮，也衝擊到這小城市了。尤其是裡面的一小部分同學，她們立刻成立學生會，帶領我們去遊街、講演、喊口號。
我們開始覺得很茫然，她們為什麼這樣激動呢？我也跟在她們後邊，慢慢我有了一個思想：「不能當亡國奴。」她們那時在學校裡舉行辯論會，討論很多婦女問題、社會問題。教員很少同情她們，同學們大多數贊成她們。我很佩服其中的兩個同學：楊代誠和王劍虹。
可惜由於我那時班次低，年齡小，沒有同她們在一起，然而只要有機會我就表示了我的態度。譬如有一次她們講到女子剪髮，同教員們做了很激烈的論爭，教員講話，我們不鼓掌；王劍虹一講話，我們就鼓掌。會後許多人都把辮子剪了，我也不假思索的跟着做。現在剪髮是太平凡了，而且成為當然的現象，但那時卻是件大事。
我們為著沒有辮子，四處遭受冷嘲或責罵。後來她們又辦了一個貧民夜校，看見我喜歡活動，叫我去教珠算，學生們看見我比講台的桌子高不了多少，都叫我「崽崽先生」。
這一群同學當時是我的指路明燈，她們喚起我對社會的不滿，灌輸給我許多問號，她們本身雖沒有給我以滿意的答覆，卻使我有追求真理的萌芽。後來我又隨着王劍虹、楊代誠到了上海，她們把我領到廣大的領域裡。我們做了很好的朋友，茅盾先生在《丁玲傳》裡說到她們。現在讓我紀念早死的劍虹，和致意活在南方的一知吧
一知即楊代誠。
我的母親在常德，當時她如何受到「五四」的影響，我不大清楚。總之，當我暑假回到家時，我的母親便同我談到轉學問題，她覺得一個人要為社會做事首先得改革這個社會，如何改革這個社會是今天必求的學問。一般的師範中學的課程，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她說長沙周南女子中學要進步得多，那裡面有新思想。
於是母親自己把我送到長沙，把我託付給她的一個舊同學陶斯詠先生了。一年半以後，我母親又放手讓我隨王劍虹到上海去，也基于這種思想，她要使我找着一條改革中國社會的路。後來她自己也打到了這條路，她完全同意我，我們不只是母女關係，我們是同志，是知己。從那時離開她二十多年，我都在外奔波，她從沒有後侮，而且嚮往着我的事業，支持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