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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想過去，自己與蔡先生接觸的次數實在並不多，但是他在我生命中所給予的影響，卻異乎尋常的大，異乎尋常的深刻。是怎樣來的呢？仔細分析起來，並不是由於蔡先生的學問文章。蔡先生的書我一本不曾讀過。他講演辭和文章，也只偶然的讀到。
對於他的學問文章我沒有資格說話。也不是由於蔡先生的功業。他辦理北大，以致有五四，有新文化運動；他辦理中央研究院，使中國在科學各有各種貢獻，但是這種種可以使人欽佩，卻不一定使人師法，使人崇拜。蔡先生的所以能給予我以不可磨滅的印象，推求起來，完全是由於他人格的偉大。
他應小事以圓，而處大事以方。他待人極和藹，無論什麼人有所請託，如寫介紹信之類，他几乎有求必應，並不詢問來人的資格學問經驗。可是到了出處大節，國家大事，他卻決不絲毫含糊，而且始終如一，不因事過境遷而有遷就。他是當代最有風骨的一個人。
我與他接觸的機會雖不多，但是先後有二三十年。我無論在什麼時候見到他，蔡先生始終是蔡先生，猶之吳先生始終是吳先生，並不因環境的不同，時運的順逆，而舉止言語有什麼不同。這是說來容易，卻極難做到的一件事。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蔡吳兩先生才可以當大丈夫的名稱而無愧了。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原載1940年3月24日重慶《中央日報》捏住鼻子說話
陳西瀅
中國的智識階級和老百姓非但隔了一道河，簡直隔了一 重洋。你們儘管提倡你們的新文化運動，打你們科學和玄學，文言和白話，帝國主義有沒有赤色的仗，他們悟善社同善社的社員還是一天一天的加多。有一個新從安徽回京的朋友談起一件事，很可以表示中國的國民有沒有出中古時期。
二三年前安徽的霍邱來了一個河南美少年，自言有一個仙狐跟隨他。這仙狐不肯顯色相示人，可是聲音是可以聽見的。每到黑夜到它的壇前去焚香禱告，仙狐就可以判人的休咎，醫人的疾玻霍邱本是閉塞的地方，何況捧這美少年的是做過知縣的翰林，所以全城若狂，捐了二三萬金建造了一 座極宏大的天狐廟。今年春天這美少年奉了仙狐到蚌埠，大受那裡軍政長官的歡迎。
新近又從蚌埠到了安慶。安慶城裡的官紳也都拜倒在「仙姑」香案的底下。仙姑降壇的時候，全城的闊人，從廳長以下都上朝似的，聽講似的恭立在壇前。可是安慶城比不得蚌埠，更比不得霍邱，那裡是有「學生」的。
一天晚上十個教育界的人居然也雜在官紳中間混了進去，每人袋子裡懷着一把手電燈。仙姑降壇還沒有說滿三句話，一 聲咳嗽，十把手電燈齊注射在壇後，大家看見的是……那個本坐在壇旁的美少年立在壇後，捏住了鼻子學女人說話。這出其不意的電火把他駭獃了，他所以還是捏住了鼻子學女人說話，結果受了一頓打。打的時候，什麼廳長也溜了，什麼局長也溜了，什麼道尹也溜了，什麼監督也溜了，只剩了某縣的知事溜不掉，只好硬硬頭皮把這壇上的仙姑拿下來做了階下犯。
這種事也許在中國算得很平常。中國的老百姓，中國的官紳本來只有拜在妖狐壇前的程度。可是我們代受騙的人的身份設想，騙子應得稍為靈巧些。在黑夜裡捏了鼻子說話就可以弄得舉省若狂的兩三年，那些官紳似乎非但沒有出中古時期，簡直還應當向斐洲的土人學些文化呢。
多數與少數
陳西瀅
我向來就不信多數人的意思總是對的。我可以說多數人的意思是常常錯的。可是，少數人的意思並不因此就沒有錯的了。我們主張什麼人都應當有言論的自由，不論多數少數都應當有發表意見的機會。
可是，我們固然反對多數因為是多數就壓制少數，我們也不承認少數因為少數就有鄙夷多數的權利。
中國人向來是不容異己的論調的，所以在全國鼎沸的時候，有人居然肯冒眾怒出來說幾句冷話，只要他是有誠意的，我個人十分佩服他的勇氣，不管他說的對不對。可是他的勇氣不一定就使他對了。把這次的國民運動與拳匪來打比，實在未免過于不偏不類，在中國的外國人，因為他們始終「什麼都學不到，什麼都忘不了」，自然這樣的想。中國人自己如若不看見這二十餘年的進步和分別來，只可以證明他們自己的不進步。
至於人家已經打了頭陣，自己跟在後面說便宜話，還要以「袁許」自負，——希望我做文章，所以用激將法——我們聽了着實有些替他肉麻。
我是不讚成高唱宣戰的。中國的大兵，叫他們殘殺同胞雖然力量有餘，叫他們打外國人就非但沒有充分的訓練，並且沒有至少限度的設備。如果許多熱心的軍民人等自己投效去作戰，那麼，以血肉之軀去和機關槍，毒氣炮相搏，就完全犧牲完了也得不到什麼。
可是，我們不能因為力量不及他人的什麼都逆來順受。我們雖然打不過人家，我們不妨據理力爭，不妨用他種方法與他們奮鬥。我們固然不宜宣戰，但是要求英國撤回公使，派兵到租界去保護人民並不就是宣戰。英國的政府也一定不會因此就與中國宣戰，因為他們是以民意為向背的，中國政府這樣的態度正可以告訴英國民眾這次的運動不是暴動，而是全國的義憤。
英國握政權的固然是帝國主義者，普返民眾，尤其是勞工階級可不全是帝國主義者。
